周德文：為溫州中小企業鼓與呼
發布日期：2011-04-22
周德文：我就是要為中小企業說話
他致力于維護溫州中小企業的權益，他致力于促進溫州企業的發展，他致力于為溫州市民排憂解難，他致力于傳播溫州精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涌現出了許多各類民間性新社會組織。包括中介組織、社會團體、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及各類群眾團體。他們活躍在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并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周德文就是其中非常優秀的代表。日前，記者有幸采訪了他。
有人說，周德文是“溫州第一忙人”，從上午8：30上班，到晚上12:00睡覺前，他平均每隔5分鐘就要接打一次電話，找他的人，有企業老板，有內地招商團，還有要求對其采訪的媒體——
民進溫州市委副主委、溫州管理科學研究院院長、中國中小企業協會副會長、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合作協會副會長，APEC中小企業服務聯盟中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民營經濟研究與指導中心常務副主任等，他頭上戴著許許多多的“頭銜”，但許多人愛稱謂他的是“首席‘溫州模式’形象大使”。頭銜多了，周德文感到了自己肩上的擔子也重了，他的日程表中已經沒有了節假日的概念，他不停地游走在溫州和地方政府間的經濟合作、投資項目運營間。
從解難開始
溫州是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崛起的一方熱土，中小企業十分活躍。上個世紀80年代，周德文大學畢業后在溫州大學教過書，也應邀擔任過溫州集團企業的經理人，深諳企業發展的艱難、弊病、困惑和需求。于是，在周德文的奔走呼吁下，全國第一家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為己任的社會團體——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在1999年誕生了。按照誰主張誰主事的溫州傳統，周德文毫無爭議地當選為會長。
促進會剛成立時，沒有辦公用房，周德文就通過游說到朋友企業借用；沒有辦公經費，就用自己的積蓄先墊上，等收上會費和掙得服務費再說；沒有合適的幫手，就從新招聘的人員中選拔培養，邊干邊提高。
關鍵是怎樣打響促進會的第一炮呢？周德文通過深入調研，決意從中小企業發展遇到的最大的困難——融資難、擔保難入手。
那時，周德文的政治“身份”是：民進溫州市委副主委、溫州市政協常委，但他卻代表溫州中小企業在政協會議上大聲建言：盡快建立溫州中小企業擔保體系。經過艱難游說，溫州市政府常務會議批準建立溫州中小企業擔保機構，并從財政拿出300萬資金支持擔保機構的建立。2000年，在周德文的直接牽頭組織下，溫州首家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建立。此后，溫州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機構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迄今已有200多家，構建起一個比較完善的中小企業服務體系，為溫州中小企業提供了近100億的融資信用擔保，極大地緩解了中小企業貸款難、擔保難的困難。促進會的局面由此打開。
一炮打響后，促進會的吸引力得到大幅提升，會員隊伍如滾雪球一般越來越大。針對溫州中小企業的實際，周德文根據促進會的宗旨，認真做好日常服務工作：救企業所急。因此，許多溫州中小企業一遇到困難，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促進會。促進會成了中小企業名符其實的娘家。
促進會的“救急”行動，解救的卻不是一某個企業。周德文從個案出發，審時度勢地將共性問題延伸為公共政策，不僅惠及所有的會員企業，也影響所有的溫州中小企業。
“促進會”誕生之初，周德文就以溫州市政協常委的身份，在溫州市政協七屆二次會議上，建議成立溫州市經濟發展環境投訴中心，一改不如人意的軟環境。雖然市府辦書面答復嚴肅對待，但對建立投訴中心一事，未曾明確表態，只是說“將在下一步機構改革中予以統籌考慮”。周堅持不懈，舉促進會班底的合力，持續建言，終于將“溫州市經濟發展環境投訴中心”的牌子，掛到了市府。隨之，溫州市下屬的幾個區縣都建立了這樣的投訴中心。這對于浙江、乃至于全國，首開了中小企業維權的先河。
據悉，促進會誕生10年來，僅周德文本人就為會員“解難”上百起。其實，維權只是周德文的“高難動作”，他日常的“規定動作”，大多圍繞研究型組織、學習型組織、娛樂性組織展開。
周德文促動生成的第三個大的公共政策，是“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專項基金”的設立。在2004年的溫州市“兩會”上，周德文將促進會推動設立“專項基金”的共識，以人大代表議案的形式，提交給了政府。半年后，即贏得政府首肯。截至當下，溫州市府已拿出1億多元專項資金，無償援助了有潛力的中小企業。
就是要為中小企業說話
接觸過周德文的記者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周德文敢說敢為。他對記者說：“我就是一個草根學者，我愿意站出來為溫州的中小企業說話。”
后來就有了一份溫州記錄：周德文每年都要接待近200批各地政府、企業來溫州的考察團，舉辦上百場經貿洽談會和短期培訓班，接待上千名來訪者。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周更像溫州精神的傳播者。他用他獨特的方式和精神推薦著“溫州模式”的重要代言人之一。
國內著名財經雜志《南風窗》評價說：周德文能以真正的NGO的運作方式，將促進會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能量提升到最大值，得益于其兩棲于學界實業界的閱歷……他不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學者，亦非一個非常成功的實業家，但他在學界和業界取得的成就之和，卻讓他勝出每一個在溫的學者和企業家。
確實如此，細數周德文的簡歷，我們就能夠從中找到佐證：
1983年夏，22歲的周德文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溫州；10年后，不安分的周德文應一個老板學生的邀約，辭去溫州大學國際貿易系的教職，出任當下中國服裝業名企莊吉集團(前身)的CEO，后轉任數家名企聯手打造的巨龍集團的CEO；1999年，周德文以民間科研組織的方式創辦溫州管理科學研究院并擔任院長。自此開始了對溫州民營經濟、民間資本的系統研究。
2008年3月28日，這天對周德文來說注定了不平凡。當天，中央電視臺的經濟半小時播出了有關周德文的采訪，他在采訪中根據自己的研究直言：“……溫州30多萬家中小企業，20%左右的企業處于停工或半停工狀況……”
從2007年底，周德文在和中小企業接觸中，就察覺到溫州企業面臨的種種壓力，這一切令他憂心忡忡。2008年3月，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欄目記者到溫州采訪調查溫州制造業的現狀。面對央視記者的調查采訪，當地眾多官員和企業家對此諱莫如深。周德文憑借學者良知，毅然接受央視記者的采訪，毫不避諱地將自己調查所了解到的情況全盤托出。
周德文的“直言”播出后，反響強烈。國內眾多媒體紛紛以“20%”作題，進行轉載和再加工，甚至以醒目的“倒閉”字眼代替了“停工、半停工狀況”，而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一時間，“20%企業倒閉”的傳聞甚囂塵上。周德文成了焦點，站在風口浪尖上。
“拋出自己的調研結果，我并不是嘩眾取寵，而是希望政府居安思危，不斷增強憂患意識，加強調查研究，真實了解企業目前的生存狀況，制定一些能幫助企業走出困境的政策，在稅收等方面給予適當優惠，主動幫助企業排憂解難，力促企業健康發展。”作為一個敢于直言的學者，周德文并沒有多計較個人的榮辱與得失。
與此同時，周德文迅速向溫州市委、市政府上報了《關于溫州中小企業目前存在的狀況的初步報告》，解釋20%這一數據的來龍去脈，并分析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中面臨的困難以及應對舉措，在媒介上發表《目前中小企業存在的困難及對策》、《危機面前，溫州人如何應對》、《宏觀環境下的溫州產業轉型》等研究論文，指導中小企業應該危機。
周德文的大膽直言，不僅引起媒體的巨大反響，也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高度重視。一批批高官、學者陸續來到溫州調研考察，隨后，一個個旨在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開始浮出水面。
多年來，周德文就這樣一邊“從商”，一邊“治學”。他通過溫州管理科學研究院，對溫州本地的企業就經濟、行政、法律、企管、財會等方面的內容開班授課，聘請國內有影響力的專家為內地到溫州交流、掛職的干部做演講……其目的很明確：一是打造高素質的溫州企業家群體，二是全面展示溫州的整體形象；他倡導“讓企業無國界”，大力宣傳溫州人創業精神，曾多次應邀赴日本、美國及北京大學、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歐工商學院等多所高校講學和演講，宣傳溫州模式及中國民營經濟；他每年都接待考察團上百批、來訪學者上千名，并為相關企業舉辦上百場經貿洽談會和各種短期培訓班。
作為一個學者，周德文的研究成果同樣非常顯著。他的《所有制與經營權適當分離的理論與現實意義》、《論溫州股份合作制企業若干問題》、《關于新溫州模式》等30多篇論文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并屢屢獲獎，出版著作：《溫州百年經典》、《溫州商界新銳》、《溫州樣本》、《變局:中小企業怎么辦?》、《走出困局》、《中小企業管理與風險防范》等，成為溫州經濟研究史上一道別樣的風景。
由于多方面的突出，周德文被中共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溫州市人民政府經濟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浙江大學商學研究院、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學院、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亞太經濟研究院、浙江外語學院、嘉興學院等機構聘為兼職教授和研究員。
如果說促進會為單獨的會員企業排憂解難，那么這僅僅是出發點，周德文指出，他們還從個案出發，延伸為公共政策，旨在影響所有的溫州中小企業。
周德文的行為，不但贏得了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1000多家會員企業的信任，也贏得了地方政府的肯定和老百姓的支持。
國家5A級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