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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管升級助力金融科技高速發展

    金融科技（FinTech）近幾年的高速發展打破了傳統金融機構壟斷市場的局面，倒逼傳統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提升服務水平和產品質量，不過，FinTech很難從根本上改變金融行業的風險屬性，消費者在享受種種便利的同時，也備受平臺跑路、非法集資等亂象的困擾。如何在加強監管以緩釋風險與鼓勵創新以發揮優勢間重建平衡，是時下金融領域的棘手問題。

    一、傳統金融監管亟須改變

    Fintech是由科技賦能的金融創新，它催生了新的商業模式、應用及流程，從而對金融市場的產品與服務供給產生重大影響。這里的科技主要特指包括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在內的互聯技術，包括云計算、區塊鏈在內的分布式技術，包括生物識別、加密在內的安全技術，大數據以及人工智能等。它們具有的去中心、去信任、點對點、萬物互聯、隨時隨地互聯、自動分析特性，在推動金融業實現代際躍升的同時，也使微觀及宏觀的金融風險更加暴露，對我國現有監管體系形成巨大挑戰。

    其一，機構監管與FinTech主體屬性模糊的矛盾。在我國，牌照是金融機構最有價值的資源，一行三會依據牌照性質確定監管對象，持有銀、證、保、信、租等牌照，可以從事特定業務，需要按對應的要求適用監管標準，比如只有取得銀行牌照才能從事吸收存款業務，才需要根據銀監會的規定滿足相應的資本充足率、撥備率、存款準備金率等指標。但FinTech天生具有混業經營的細胞，網絡借貸、第三方支付、股權眾籌等新興業務相互交叉，無法按照傳統監管體系的標準準確劃歸為某一種金融業態，這就造成了監管對象的模糊，難以在傳統框架下找到適用的監管準則。

    其二，分業監管與FinTech混業經營的矛盾。根據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制，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分別對銀行、證券、保險這三大類金融機構負有監管職責。同上所述，FinTech與生俱來的混業趨勢使數字貨幣、智能投顧、互聯網保險等細分領域難以找到明確的監管主體，這就有可能引發監管機構間的推諉扯皮問題，當監管一項業務有助于增加本部門收益時都爭相去管、當監管一項業務無利可圖時都袖手旁觀，這會導致全社會監管成本的上升、監管效益的下降。

     基于Fintech帶來的一系列挑戰，我國有必要借鑒國外先進經驗，革新金融監管體系，以便為Fintech產業的發展創造優良環境，構建健康的金融生態。

    二、國內外監管模式對比分析

    目前北美、歐洲、亞洲是最發達的三個FinTech市場，美國、中國、英國暫列全球前三強。他們對FinTech的監管方案是在已有金融監管體系的基礎上依據國情調整形成的，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的標桿。三國各有特色，形成了三類模式。


    美國采用市場自由發展為主、政府適度偏嚴監管的監管模式

    美國對金融科技實施功能性監管，在尊重市場供需選擇、不干涉企業創新的基礎上，把金融科技所涉業務按其功能納入現有金融監管體系，而對現有法律未能觸及的新領域，則會適時適度調整立法，以便為創新劃定活動空間。



    這一模式適合美國國情，與其完備的金融與科技基礎和技術驅動的FinTech發展模式密切相關。

    FinTech是金融與科技的結合，美國在這兩方面都有深厚的底子。一方面，他擁有全球最發達的金融業。其貨幣市場涵蓋承兌、商業票據、銀行短期信貸、貼現、聯邦基金和短期政府債券等多個類別，資本市場包括債券市場、股票市場、抵押市場和貸款市場，美國金融機構在金融產品研發、風控體系打造及服務模式創新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通過后，美國金融業即進入混業經營時代，這與當前FinTech的混業創新特質相匹配。

    另一方面，美國有強大的技術創新能力和欲望。他在科技開發上投入的資源數量和資金規模常年居世界第一位，是世界上發明專利最多的國家；從20世紀90年代阿帕網投入商用至今，美國的信息產業在業務規模、技術創新速度、新產品開發上都是標桿式的存在，即使在充當金融科技底層技術的移動互聯、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這些方面，它也仍然是全球的風向標。對于創新欲望強烈、創新能力強大的美國來說，適度偏嚴的監管模式有利于滿足平衡金融風險與產業發展的需要。

    英國探索政府積極扶持、引入沙盒運作的監管創新模式

    根據金融行為監管局(FCA)的報告，英國把FinTech視為重塑輝煌的重要契機。受金融危機的影響，2011年6月，英國政府發布《金融監管新方法：改革藍圖》白皮書，宣布改革國內金融監管體制。自2013年起，FCA接替原監管機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的部分職責，將金融科技企業納入管轄范圍。此后，FCA設立了一系列扶持創新的項目，至2016年5月更在世界范圍內率先推出Regulatory SandBox（監管沙盒）計劃，以期通過支持顛覆性創新活動來提升金融科技行業的競爭力。

    沙盒原為計算機術語，是允許可疑程序運行測試、但注冊表可以恢復還原的一種機制。引入金融監管領域后，它本質上是一塊試驗田、一個安全空間，在這個范圍內，監管制度相對寬松，金融創新機構可以先行測驗新產品或服務、嘗試新型商業模式和交付機制，而不會即刻觸發正常情況下可能出現的監管后果。其運作原理如下：企業根據簡化了的限制性許可程序向FCA提交測試申請；FCA評估通過后，將與公司合作建立最佳沙盒選項，包括測試參數、制定保護措施等；此后公司正式開始測試，監管局同步監控進展；待測試結果的最終報告呈交后，FCA審查并決定是否準許向現實市場推廣。

    對企業來說，監管沙盒成為接觸部分消費者的窗口，借助這個平臺它不僅可以搜集用戶的使用反饋、對產品或服務形成真實評估，從而找到改進方向；降低把創新想法推向市場的時間和金錢成本；而且會使風險充分暴露并得以調控，從而便利初創企業的融資。對消費者來說，鼓勵創新有助于企業針對市場需求，提供更多樣的產品、更優質的服務。對監管機構來說，沙盒模式便于FCA提前制定保護消費者利益的措施，或及時發現并調整因限制創新而有損消費者長遠利益的監管規定。

    監管沙盒是英國支持金融科技發展的重要監管模式創新，政府根據本國技術和市場的優勢不足，但金融體系成熟、征信體系完善、智力與資金資本雄厚的特點，主動采取措施推動本國產業發展。這是不同于美國模式的主動型監管。目前已引起新加坡、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金融監管機構的紛紛效仿。

    中國鼓勵科技創新、強化金融監管的區別式模式

    中國監管層對金融(Fin)部分實行強監管、著力防范風險；而對科技(Tech)的態度則是積極扶持、鼓勵創新。2016年8月8日，《“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明確提出要促進科技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建設國家科技金融創新中心，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金融科技底層技術迎來政策利好。而在金融方面，中國監管層采用開列負面清單、發起清理整頓行動的方式規范行業秩序、防范金融風險。
 
    從上表可以看出，中國積極支持FinTech底層技術的研發創新，通常以國務院發布指導意見、工信部及科技部等行政支撐部門跟進的方式鼓勵發展；中國嚴厲監控金融風險，對數字貨幣、網絡借貸、第三方支付、智能投顧、互聯網保險、股權眾籌應用領域，則由“一行三會”這些金融監管部門明確職責、規定哪些事情不能做，比如代幣融資公告及網貸細則所開列的“不得”開展某些業務的清單。

    技術創新是FinTech發展壯大的內在動力，中國模式對科技的高度重視值得肯定，但它在金融層面的問題不容忽視。中國監管層及FinTech參與主體普遍意識到機構監管模式與FinTech特質不匹配的地方,《中國金融穩定報告》已將“穿透式監管”作為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舉措加以強調；監管部門相關人士也透露考慮引入監管沙盒機制。
 
    三、我國FinTech監管啟示與思考

    結合FinTech去中心、去信任、智能化、混同創新的特點，以及國際社會的監管經驗，中國可以從以下四方面入手革新監管體系，重建金融生態平衡。

    首先，更新監管理念，落實穿透式監管、宏觀審慎監管及動態監管。

    穿透式監管是針對跨界交叉性業務產生而出現的一種方法。它超越表面機構標簽，穿透資金來源、中間環節與最終投向這一行為鏈條，按金融產品與服務的功能、金融業務的實質確定監管規則，可以解決機構監管、分業監管體制下存在的監管空白和監管套利問題。換句話說，即便是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與FinTech初創企業，只要其業務相似就可以適用相同的監管標準。宏觀審慎監管是一種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監管理念，它通過防范金融風險的累積、強化金融體系對風險事件的承受力和恢復力，達到緩解金融系統負外部性的目的。FinTech為普惠金融而生，把大批傳統征信體系之外的人群納入服務范圍，這勢必會強化風險因子、提高危機爆發的可能性，而宏觀審慎監管恰能對此形成有效制約。提倡動態監管則意在強調監管的靈活性和可持續性。FinTech圖景尚未繪就，區塊鏈等信息技術有望將人類帶入可編程共享經濟體和自金融的時代，只有具體分析FinTech發展階段，才能制定有針對性的監管方案。

    其次，創新監管模式，一定程度上借鑒監管沙盒機制。

    監管沙盒開辟了一個安全空間，既為初創企業提供了檢測金融產品與服務的試驗場，也在未經市場考驗的新興事物與較為安全的成熟業務間構筑了一道防火墻，只有被嚴格的沙盒測試認定為合格的產品與服務才可能推向市場，既大大降低了相關機構的監管成本，又能有效調動FinTech企業的創新動力。但需要指出的是，英國首創這一機制是基于其本土企業自我發展動力不足的國情；但反觀我國，央行征信系統目前只覆蓋了9.2億人、其中有貸款記錄的僅4.4億人，傳統金融體系留給FinTech企業的市場空間還很大，初創企業自身發展動力強，市場對于風險監管的需要遠遠超過對扶持創新的渴求。因此出于對監管成本的考慮，可以適時在某些領域開展監管沙盒的試點，但不一定要大范圍推廣或照搬照抄英國的經驗。

    再次，升級監管手段，用科技武裝監管體系。

    FinTech模糊了傳統金融業務的邊界，使監管難度上升。借助信息技術的力量，提高監管者的知識與技能是革新監管體系的應有之義。監管科技（RegTech）最初是FinTech的一個分支，因向金融機構和初創企業提供監管合規方案而生。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在引入監管沙盒機制的同時，也把RegTech作為重要依托推廣；隨后它也逐漸成為監管機構豐富監管方法、提升監管能力的手段。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能幫助監管部門及時了解被監管對象的的產品創新情況、合規違規行為、強化風險甄別和化解能力、降低監管成本、提升監管效率，從而推動FinTech產業規范、健康發展。

    最后，加強國際合作，順應金融科技的跨境特征。

    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及FinTech內在的跨境屬性，都要求國際社會加強監管合作。一方面，全球已融為一個大集體，加強國際合作，才能協同行動，防止出現跨國監管套利，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另一方面，FinTech是前沿領域，加強國際合作，才能分享其他國家監管機構及國際金融組織的有益監管經驗。
 
 
參考文獻

    ['1'] 胡濱. 金融監管藍皮書: 中國金融監管報告.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
    ['2'] 伍旭川.金融科技監管的國際經驗、趨勢與啟示.當代金融家:106-108,2017.
    ['3']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Regulatory sandbox,Nov,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