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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證監會核發今年第21批新股，發行數量為8家，募資額不超過25億元。數量和募資額均較上周有所回升，不過仍然低于早前每周10家的發行節奏。
中金公司分析指出，每周8家左右的發行節奏或成“新常態”，今年全年新股發行家數或在400家左右。前提是二級市場不出現大的波動，今年2月初監管層曾表態“在充分考慮市場承受能力基礎上的新股常態化發行”，年初至今新股已經發行222家。
統計今年新股發行數據，最初的18批發行數量均達到10家，4月至5月二級市場發生了大幅調整，證監會隨即放緩IPO，第19批數量降低至7家，募資金額下降至23億元，第20批進一步降低至4家15億元。
IPO速度調整的同時，專家學者展開了激烈爭論，韓志國、李迅雷、高善文等數十位大咖加入論戰。贊同派認為IPO抽血、配套機制仍不完善，反對派的觀點則是融資是資本市場的核心功能，IPO和二級市場走勢沒有必然關系。
6月12日，上證指數收報3139.88點，跌0.59%，四連陽止步于此。不過，6月9日，證監會如期核發了最新一期IPO批文。這一夜，有些人松了口氣，因為IPO節奏依然如約而至。但其背后的一場涉及IPO常態化的輿論對碰卻仍在繼續。
從5月22日，韓志國發表叫停新股發行的言論以來，這場輿論對碰已經動員資本市場方方面面，直到6月12日，這場論戰已經持續了22天。
論戰22天
如果將時間線拋回到一個月前，可以回溯這場關于發行常態化的論戰升級過程。
5月22日，韓志國發表微博指出，建議叫停新股發行。獲得部分支持的同時，也有分析認為他的邏輯似乎簡單而有些許粗暴——狂發新股、沖擊市場、無所適從。
隨之，資本市場的各方陸續加入這場討論中。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借用了近期的熱門詞匯“名利場”為由頭，旗幟鮮明地說“暫停發行可以救市的證據并不清晰”、“邏輯也存在許多明顯的漏洞”，“停發新股的做法是很不可取的”。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也加入到這個陣營中，他說“抵制A股擴容會導致很多大市值、高成長的公司只能選擇在境外上市”，他認為暫停并不能改變命運。
此后，多位專家、學者、投行都加入了這場論戰當中，直到6月12日，這種爭論已經延續了22天。
兩派的立場非常清晰，暫停派認為IPO抽血、配套機制仍不完善；而堅定派則可以概括為兩個核心-IPO不應與股指上揚簡單對立、資本市場支持實體經濟需要融資發展。
如果將視線拋得更遠一些，歷史上每次的IPO暫停鍵似乎都在類似的暫停輿論聲中按下。IPO是否要為股指下跌負責？IPO對實體經濟意味著什么？在這場論戰的第22天，市場仍然需要找到兩個問題的答案。
首先是第一個問題，這從數據中很容易找到解答。
歷史上，新股發行因二級市場低迷而9次暫停，但每次IPO暫停后，市場并未轉向扶搖直上。接受采訪的市場人士表示，決定二級市場價格的因素多種多樣，在數次新股發行改革后，如今采用信用申購新股制度更是不應背負二級市場下滑導火索的沉重包袱。
第二個問題則沒有那么具象，在論戰升級之后，從實體企業到投行、再到創投也開始在加入討論。
6月12日，一位北京地區大型券商投行部的保代表示：“目前IPO的排隊企業絕大多數都是新興行業的優秀代表，是資本市場的源頭活水，可以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將對市場的公司結構有很大改善。IPO的常態化可以有效地化解IPO堰塞湖，提高這些企業的融資效率。”
正如該人士所言，新市場新環境下，IPO發審常態化不斷支持新經濟的企業上市，如前段時間過會的基因測序公司華大基因。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增量改存量的局面，促進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這點，2016年，通過IPO登陸上交所的103家新上市公司中，所屬戰略新興產業的比例達33%，截至2016年底，滬市戰略新興產業上市公司整體占比已接近30%。
這背后的邏輯很清晰，IPO是市場資源再配置的核心抓手，通過IPO這個過程，資金將有效配置到實體經濟中有需要的優質企業中。
曾擔任銀河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的中閱資本總經理孫劍波便指出：“資本市場對實體經濟的幫助就在于資金要流入實體的企業。”
“IPO作為一種直接融資方式，對實體經濟的發展和轉型是有幫助的，通過股市來融資，比如創業板上的企業都是新興產業，IPO的明顯增長對PE、風投、天使投資整個產業鏈來說是有幫助的，而這些融資渠道主要是幫助小企業、新興產業的發展。” 6月12日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趙揚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政策與市場
論戰延續的背后，其實是一種關于政策制定與市場效果的討論。IPO發行作為資本市場基礎制度應該意在長遠，政策若總是進行短期調整，會導致機構、企業行為的短期化、短視化。
從企業上市規劃來看，資本市場是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的必經階段，企業能否在其重要階段獲得一筆融資支持，穩定的資本市場節奏則是至關重要因素。
從2013年開始，IPO經歷了兩次“關閘”，一次是2013年全年，一次在2015年有短暫的暫停。
這對于企業的發展規劃來說，或是一種傷害。“當年有些擬上市企業的募投項目急于開展，只能提前把公司自有資金拿來投入或者是另尋其他融資渠道，否則錯過行業時機。有的企業對資金需求較大，前期排隊時間太久造成資金緊張，公司在上市后一兩年內必須迅速進行第二輪融資。”6月12日，華南一家券商投行人士表示。
據統計，2014年上市共有125家企業，其中有21家企業在次年進行定增，占比16.8%；2015年則有223家企業上市，其中共有43家企業在次年進行定增融資，占比19.28%。
創投機構亦有相似的想法，6月12日一家深圳的創投機構人士向記者呼吁，企業和創投需要政策的長期性。
“我們作為投資機構最大的訴求是，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對于盈利門檻、信息披露等要求從嚴，我們都能適應，但是我們會很難接受IPO發行節奏任意暫停。這會讓整個創投行業跟著政策變動不斷調適節奏，進而帶來高昂的適應成本。”
他進一步表示，基礎性制度需要長期的規劃。“這樣投資機構與企業才能根據政策制定自己的發展規劃，而不是總在被動位置。”
一個華中地區的券商投行人士亦有相似的表示，一個穩定的政策預期是需要的。“從2013年開始投行在業務結構上進行了多輪調整，比如有的以并購重組為重心；或是發力定增業務；而目前大家以IPO為主。投行的變化是因為‘看天吃飯’，這就導致投行業務在規劃和戰略的不連續性，做項目時表現出短視。”
從IPO應不應該停，到政策與市場的關系，這場論戰預計仍將延續，而這一次的結果如何，整個市場都在屏息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