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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法找到約束公權尋租的有效方法之前，民營企業家只能不斷尋求與權力合作的空間。只是風險和成本急劇上升，正常的商業行為逐步演變成一場危機四伏的豪賭
文/邱 林
2013年，中國民營企業家感受寒意。湖南民營企業家曾成杰因非法集資罪被判死刑，部分民營企業家因政府官員落馬而受到牽連，有的甚至與家庭和社會“失聯”。民營企業家的擔憂，既呼應又加深了整個社會的不安全感。自然，一場圍繞“在商言商”的討論又成為坊間敏感話題。
在日前召開的FT年度中國高峰論壇上，因一句“退島聲明”而點燃“在商言商”大討論的女企業家王瑛回顧兩個月前與聯想創始人柳傳志的那場爭論時說：“我覺得中國企業家的狀況不會因為我說了什么變好或者變壞，無非是有了一次公開的討論而已。”
王瑛將民營企業家的生存狀態歸為三類：與狼共舞（與地方政府合作合謀分享利益）；用腳投票選擇移民或者離開中國；在權力經濟的格局下去尋找市場、探尋市場空間。而在這三種選擇中，真正能夠還抱有希望，去努力爭取企業的市場空間的，已經不多了。
從上述分類中，讓我們看到當今民營企業家們的普遍心態。反過來說，柳傳志所說的“在商言商”在國內很難做到。想想看，在中國有哪一家企業或者企業家能夠做到“在商言商”？如果企業家不賄賂政府官員，不融入游戲規則，企業許多事情沒法做成。
十八大以來，已經曝光的省部級貪腐案中，被查處的政府官員一般都與企業家有利益往來。正因為如此，一旦某個政府官員落馬了，就會牽扯到一些企業家。四川省原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四川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長郭永祥被中紀委查處后，在省內政界、商界就持續發生“地震”。
四川三大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的老總以及5個民營企業老板受到牽連被接受調查。其中包括郎酒集團董事長汪俊林、四川金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漢、成都國騰電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和國騰實業集團董事長何燕等被刑拘，隨后，四川明星電纜董事長李廣元也被接受調查。
民營企業家面對如下尖銳的拷問：除了社會賜予的榮譽和浮華，靠什么肩負更多的責任，進而推動國家價值觀的成長？這又將體制的缺陷暴露無遺：在無法找到約束公權尋租的有效方法之前，民營企業家只能不斷尋求與權力合作的空間。只是風險和成本急劇上升，正常的商業行為逐步演變成一場危機四伏的豪賭。
“在商言商”——士農工商，各行其道，民營企業家如果用利潤向社會盡責，無疑是社會運行之道。但中國的問題，從來都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中國的商業環境很獨特，企業家不但要念好“商業經”，還要上好“政治課”。出身于草根的民營企業，往往在政商博弈中處于弱勢，處理不當，就會碰得頭破血流。
牟其中、黃光裕、徐明、蘭世立……我們還可以列出一長串陷入政商瓶頸的民營企業家。他們本來很有才華，也有很高的經商智慧，在市場上也能用“兵”自如，但正是沒有處理好政商關系，最終輸在了政商博弈上。民營企業在政商博弈中錯位，成為許多民營企業家失敗甚至身陷囹圄的重要原因。
“不能把民企當成豬一樣養肥了就殺掉”，這是曾被稱為“中國民營航空第一人”、“湖北首富”的蘭世立在服刑期間說的一名話。3年前，他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今年8月出獄）。他在獄中傳出一封“絕筆信”，甚至實名舉報武漢市一位副市長。
造成蘭世立入獄的緣由是，他不愿聽從當地政府的安排，將東星航空轉讓給中航集團。其直接結果是，武漢市政府寧愿讓其破產，也不愿給蘭世立東山再起的機會。可見蘭世立得罪政府有多深。我們可以批評他缺乏必要的隱忍、沖冠一怒誤了大事，更可以指責蘭世立為了一己之私。但這又能怎樣，其結局仍不會樂觀。
自古以來，在中國政治生態中，商人或企業家的地位都很低。即使到了改革開放時代的今天，民營企業家仍是中國的弱勢階層。而與之相反，政府官員卻是中國的強勢階層，他們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民營企業家怎么辦？如果裁判員和運動員分開，哪有這么多違法？正是由于機制出現了缺陷，民營企業家就被逼著走歪門邪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