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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導刊

為什么私營企業家想成為慈善家？

發布日期：2018-04-24 作者：何道峰

這是一個令人困惑的時代。困惑之處并不在于我們必須面臨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的問題，也不在于面對這些問題時我們存在不同的觀點和認識，而在于我們沒有共同的方法和邏輯語境，來討論相同的問題以獲得不同見解和認識，從而得以在寬容的氛圍中共存并相互借鑒、相互促進。

　　相反，很多問題的討論不能在和平的語境中進行，常常出現訴諸民間暴力乃至官方暴力的情形，這易于造成社會階層乃至群組間隔閡的深化與沖突積累，給社會造成深層的不安。本文想探討其中一個話題：“企業家”與“慈善家”之困惑。

　　企業家是一群什么樣的人？

　　“企業家”源于300多年前基于洛克、穆勒、邊沁、斯密等人的理論在英國創造了有限責任公司和現代職能型政府之法律環境下的一個群組之定義。這個群組的人被定義為：在政府創造的公平競爭環境下為了賺錢而愿意承擔風險損失去創辦公司的人。這個定義沒有道德評價，沒有是非評判，也沒有褒貶評價，是中性的。但這個定義包含了幾個基本構件，其一是政府為公司創造了“公平競爭環境”；其二是一些人為了賺錢而組建公司；其三是這些人愿意且必須用自己私人的投資來承擔可能因此而引發的風險損失。

　　企業家這個群體的天職就是追逐利潤回避風險，但由于他們要為風險損失負責任，因此他們有權利擁有和支配他們所創造的利潤，這猶如錢幣的兩面，權利和責任是對等的。但要使他們的權利和責任真正對等，政府就必須去構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把所有企業家可能投機取巧的漏洞堵上，諸如政府只做裁判不做球員、專心致志通過統一的法律規劃去制定系統周密的市場細則，反壟斷，反投機，公平執法剔除違規者以維護公正秩序等等。

　　在這樣一種公平的競爭環境中，企業家被迫只能走上正道，即在為社會創造價值和財富的條件下為自己牟利。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將企業家看作社會中創造財富并推動科學技術創新的稀缺資源，認為其理應得到社會的認可與尊重。因此，企業家群體也成為各國政府用稅收、社會尊重等政策設計以爭取其流入并常住的稀缺資源。

　　中國“企業家”不是在這樣一種理想的“公平競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群組，因此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第一，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來，黨和政府的綱領性文件始終明確強調“國營企業”要在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可是國營企業領導人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企業家”嗎？顯然不是。因為在“企業家”定義的三個條件中有兩條不符合：其一，國營企業是壟斷而非公平競爭的；其二，國營企業領導人不用自己的私人投資來承擔所經營企業可能造成的風險損失。有這兩條，國營企業領導人只能定義為：從國家取得壟斷資源用于不平等競爭以賺錢但不承擔風險損失的國營企業領導人。這樣中國就出現了兩種“企業家”，一種是民營的，一種是國營的。前者是需要私人承擔投資損失但可以擁有并支配投資收益的“企業家”，后者是無須私人承擔投資損失、不能擁有投資收益但可以配置投資的領導人。

　　第二，根據經濟學對人性的鐵律研究，每一個人都是也應該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如果政府不堵住公平競爭方面的漏洞，企業家必然首先愿意去鉆這種漏洞，創新和財富創造是競爭所迫。在一個存在著大量有權配置壟斷資源而無權享有企業經營成果之“國營企業領導人”的經濟體系中，必然有大量私人“企業家”到他們那里去開展“尋租”型合作，這是一種必然結果，構成中國經濟中兩種“企業家”的共生生態。

　　第三，這種經濟生態給政府管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挑戰，既要讓市場有活力，又要反市場腐敗。其實腐敗就來自于，政府制造了那么多有權配置資源而無須負責，同時又無權享受資源配置結果的人。這樣的“企業家”越多，反腐越似抽刀斷水。而如果哪天你真遏止住了這些人的腐敗，接下來因他們無效的作為所造成的損失一定會讓你更傷腦筋。這是鐵的定律，跟誰干這活兒沒關系。

　　第四，這種經濟生態給社會大眾造成了巨大的心理相對喪失感，因為他們看到很多私營企業家都是靠這種“權力配置尋租”方式發家致富的。那些不成功者寧可相信企業家的發家致富都是不正當的，以便為自己的生存現狀找一個正當的心理安慰，于是“沒有得到即為失去”的相對喪失感彌漫成一種“仇富”的社會心理，積淀為社會的深層不安。

　　第五，這種經濟生態和社會氛圍給民營企業家們帶來了普遍的不安全感和負罪感。不安全感是因為大量的國營企業使政府分散精力不能專注于平等市場競爭環境的營造，即使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忙的政府，依然是政出多門越忙頭緒越多，這種不系統、不細致、不透明的政策狀態，確實讓企業家缺乏清楚的能保護自身安全的法律底線。負罪感來自于深層價值觀的不清晰和規則的不透明從而導致競爭的不平等。盡管三十多年來整個企業家階層為社會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和財富總量，創新了我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但同時也因為這種公私財產混合權責不清的企業家生態，而產生了許多的財富轉移而非創富、尋租腐敗而非真正創富的案例。作為企業家個人在這種社會氛圍中充滿了道德失落感，尋租腐敗的企業家當然心中明白，正當的企業家卻無法每天去向別人解釋自己的路是正當的。在整個企業家群體已經沒有正當性定義的今天，人與人之間普遍缺乏信任，企業家在大眾心中似乎與“有錢人”和“行賄受賄者”屬于同義語的社會語境正在形成，企業家已經沒有什么社會尊嚴，反倒似乎充滿了“負罪感”。有時候，很多企業家不禁發問，中國真的需要企業家嗎？到底需要什么樣的企業家？

　　為什么私營企業家想成為慈善家？

　　最近幾年，私營企業家而非國營企業家做慈善成了一種流行和時髦。但我們需要發問的是：為什么私營企業家開始流行做慈善？到底是出于社會輿論造成的企業家“負罪感”壓力？還是出于政府稅收（如遺產稅）的壓力和引導？抑或是出于企業家對生命意義的感悟和財富傳承之經驗教訓所啟發的自由意志選擇？你所做的慈善跟你所從事和追求的商業事業有同向的共鳴效應嗎？你真的花時間去思考和探索慈善之道了嗎？你認為給慈善組織或政府捐幾筆錢就成為慈善家了嗎？

　　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回答，對于中國企業家群體心理和行為的理解，對于整個社會進取而又向善的財富觀的塑形，對于轉向公益慈善的財富能否成為代表未來的引領力量，意義重大。我不是做調查研究的學者，只想提出這些問題去與企業家們共同叩問自己的心靈。因為人活在自己所認知的邏輯中，在一個政府失效和社會理性失序的系統中，這種叩問使自我邏輯的構建對慈善取向中自我信心的建立和持守意義巨大。

　　首先，很多企業家很樂于向政府部門捐款，其實這種捐款對社會、對你自己的事業真的有幫助嗎？企業家已經承擔了政府強制的納稅義務，慈善捐贈并不是企業家必須履行的義務而應該是自愿的選擇性行為，那為什么還要把錢再捐給政府呢？

　　其次，很多企業家捐款給政府，其實常是不得已而為之或者為吸引領導關注。如果捐贈是自愿的選擇，就一定關乎企業家自由意志的行使。假如慈善又變成一種對企業家行政性強制攤派行為，難免加重企業負擔從而使企業家的生存環境倍加惡劣，當然是殺雞取卵的行為。可是此種事件時有發生，實在是對慈善事業的嚴重褻瀆和扭曲。

　　第三，慈善如果關乎企業家自由意志的行使，所行之善要么與其事業中的長期客戶培養及影響有關，要么與企業家的內在心靈旨趣有關，否則只是一次性撒幣，很難變成一種正向積累的持續行動，也很難涵養企業家的慈善情操從而對社會產生長期持續的善行影響。

　　第四，真正的企業家都具有以結果來衡量成敗的務實精神，而且天生喜歡追逐效率而厭惡浪費。如果是自由意志的真正行使必追問錢投出去產生的效果和社會影響力，不愿意財富被無由浪費掉。但如果捐款是迫不得已的，或者是一種權宜之計，那么企業家這種自由意志就不可能在慈善行動中得到有效行使，其捐出的善款也就失去了正確的善方向。

　　最后，有些企業家也許看清楚生命的本質和財富的屬性而決定將自己的生命和財富全部投入到慈善中去，以獲得生命喜樂幸福的本質屬性。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的合作當然是這方面令世界矚目的典型代表。中國的牛根生先生則是中國私營企業家較早如此行動的代表。他們的品行的確令人尊敬。他們是真正的慈善家。

　　比爾·蓋茨的先輩有很多如此思考與行動之人，如卡內基先生、洛克菲勒先生、斯坦福先生、康奈爾先生、庫珀先生等等。其中最值得推崇的是卡內基先生和洛克菲勒先生。卡內基先生不僅將其終生累積的5億美元財富幾乎全部捐給了慈善公益事業，而且在有生之年就全身心投入慈善經營，死前對他前半生積累的財富安排了最好的去向，被稱為“美國慈善之父”。今天再讀他留給我們的淺顯易懂的《財富的福音》，依然對我們回答中國私營企業家為什么要做慈善家這個復雜的問題，富有平實而深刻的啟示。

　　卡內基先生和洛克菲勒先生都是虔敬的基督徒，卡內基積累的財富與當時美國GDP之間的比值僅次于后來的洛克菲勒（2.4%）但超過當今之比爾·蓋茨。在卡內基看來，企業家創造財富是基于個人對上帝授予之特別稟賦的挖掘，創業一代的企業家常常從上帝給予的貧窮中獲得動力，因此貧困是一個青年成就事業的動力源泉，是人生的“財富”。

　　成功的企業家并不是無度揮霍他們所積累財富的人，恰恰相反，他們常常具有某種“守財奴”的特性，他們積累的財富會不斷投入運營中而為社會創造就業和稅收。但無論企業家積累再多的財富，它們終究是有限之物，死亡總有一天會降臨到企業家們的頭上。沒有一個企業家可以把自己積累的財富帶入墳墓和天國，因為墳墓依然會因有限性而朽壞，天國因屬靈的無限性而不需要有限之物，因此如何處置所積累的財富就成了一個企業家必須面對和認真思考的生命課題。

　　在卡內基看來，企業家處置他們耗費畢生心血所積累之財富的方法大體上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不加思考地將財富留給孩子。可是這種方法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因為年青人不勞而獲大筆遺產常常會助長他們奢糜生活的習慣、不勤奮工作的惡習、目中無人驕傲蠻橫的作風，以及貪婪但經不起挫折的意志，從而容易毀掉企業家們積累的財富以及他們下一代生命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講，突如其來的大筆遺產對并無準備的青年一代而言常常不是“財富”而是“災難”。因此對于第一種方法要認真思考并嚴肅對待，切不可輕率為之。

　　第二種方法就是生前一直忙于積累財富而對自己死后的財富傳承沒有任何思考和準備。一旦死亡來臨，財富必陷于各種個人和政府公共機構的爭奪之中，人性之惡中的各種丑態會在這種遺產爭奪戰中暴露無遺，使你一生為之奮斗而創造財富的意義頓失，讓你天堂中的靈魂難安而又充滿無力感。即便其中一部分財富會通過政府稅收用于公共事業，但若其方向選擇錯誤、管理粗糙、貪腐無效也會辱沒你財富創造與累積的初衷。因此，生前未對自己累積的財富做出恰當的處置安排是一個企業家生命不完滿的最大悲劇。

　　第三種方法是卡內基所倡導的方法，即在充滿精力的時候就認真思考自己所積累財富的傳承問題。卡內基認為企業家已經從上帝賦予的財富創造天賦中獲得了生命的價值感，因此應該把自己理解為上帝所賦予財富的人間受托人，認真思考、學習并處置好這筆財富，一如當初追逐并創造財富那樣，富有激情地讓所積累財富用于正確的公益慈善事業，正確導引自己的后代并影響年輕一代，讓財富找到正確的慈善公益方向和效率，從而使企業家自己的生命臻達完滿之境界而與上帝同在。

　　基于這樣的認識，卡內基在自己生命充滿活力之年就將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投入處置財富，并親自做慈善的工作之中。他在自己生命的后20年賣掉公司（1890年）全身心經營慈善，并得出了將財富用在慈善的過程中其困難一如財富創造之困難有時甚至更難的結論，因為錯誤的行善不僅浪費金錢而且可能給他人或社會帶來惡的影響。

　　卡內基在有生之年將自己積累的財富處置得很完滿，他所創建的那些公共圖書館、卡內基梅隆大學以及對世界和平組織的資助，一如后來者洛克菲勒在20世紀上半葉投入慈善事業，捐出其財富總量14億美元中的5億美元創辦芝加哥大學、洛克菲勒大學、北京協和醫院以及洛克菲勒基金會等公益組織一樣，為人類公益慈善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地標建筑，至今仍影響著世界并持續回應著每個時代公益慈善前行的足音。

　　中國的私營企業家今天所面臨的金錢誘惑、理性缺失、信仰畸變、規則不清、仇富心理等壓力問題的復雜性是前所未有的。在這樣的環境中去合法且可持續地積累財富，本身就要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去做慈善和處置自己所積累的財富則要面臨更大的挑戰，但愿我們能從前人的經驗教訓特別是從我們的深層信仰中設問、作答并找到前行的力量，使我們靈魂充盈、生命完滿。至于企業家和慈善家的定義，我們終會在這種前行的足音中逐漸找到更為精準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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