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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5月20日起在新加坡開始舉行首席談判官會議，冷卻了1個多月的有關亞投行的輿論重新活躍起來。特別是幾則重磅消息接踵而至，更引來新的關注。
5月上旬，據國內媒體報道，印度欲與中國爭奪亞投行行長職位。
5月19日，日經新聞社報道稱，圍繞出資比例、投票權和理事席位，中國和歐洲國家的博弈仍將持續。
同一日，日本時事通訊社透露，日首相安倍將在21日公布一項計劃，日本今后5年投資大約1000億美元用于支持亞洲地區的基礎建設，以幫助在亞洲建設“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同時“區別于亞投行”。
20日，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宣布將在未來3-4年內向印尼提供110億美元的貸款，以幫助該國的基礎設施建設。
所有這些新近的消息意味著，此前有關申請意向創始會員國的博弈只是小菜一碟，真正的較量還在后面。中國方面如何在已經取得的成績基礎上，審時度勢，在亞投行章程的談判和最終簽署中攻堅克難？如何利用天時、地利和人和的條件以及其他重要資源在其實際運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這些都值得認真應對。以下分析，希望有助于我們增強取得更大成績的信心，也希望有助于我們走好亞投行開張之后可能異常艱難的道路。
一、催生亞投行的兩個技術層面因素
除了新興世界崛起這個大背景外，我們還可以從兩個技術性層面來看亞投行為什么會由中國倡議創建以及這項倡議何以立刻得到世界范圍眾多國家和地區的積極響應。
第一個層面是當代國際金融體系。
當代國際金融體系是70年前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在華盛頓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確立的，由一系列調整國際貨幣關系的規則、原則、機制和組織機構構成。雖然在上一世紀70年代中期作為其基石的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由浮動匯率制取代，但是它并沒有像一些人所說的而隨之崩潰。一戰后世界經濟三大支柱著稱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依然存在?？陀^的講，這兩個國際金融機構在過去70年時間里在幫助發展中國家脫貧、穩定各國貨幣和維護國際金融秩序方面還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僅以世界銀行與中國的關系為例，在其30多年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方面就得到來自世界銀行的投資貸款、技術援助貸款和贈款等各項援助，遍及多個領域，對于中國社會減貧、應對資源短缺和環境挑戰，以及促進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著實發揮了較大的積極作用。
然而，世界投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半個世紀前創建的、同樣構成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組成部分的亞洲開發銀行越來越暴露出它們的局限性，以至于引起國際上普遍的不滿和改革的呼聲。
籠統的說來，亞投行的創建及其所得到的肯定就是對此的一種回應。具體而言，有三個與這些既有國際金融機構直接相關的原因催生了亞投行。
第一，這三個重要的全球或區域性金融機構，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沒有履行其貨幣監管職責，放任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發生，而且在危機發生后不能有效實施救助和阻止危機不斷蔓延，致使眾多國家遭受損害。
第二，由極個別國家長期壟斷這幾個機構的決策權，無視中印等大國正在經濟上崛起的事實而阻延改革。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美國均擁有一票否決權利；而在亞開行的投票權分配中，美日是占有最大權重的兩個國家。
第三，它們的資金能力已經根本無法滿足亞洲各國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據亞開行報告稱，亞洲地區從2010年到2020年總共需要8萬億美元，即每年8千億美元基礎設施資金投資才能支撐目前經濟增長的水平，而專于長期項目投資的世界銀行和亞開行每年能夠提供給這個地區國家的資金只有200億美元左右，實屬杯水車薪。
這些催生亞投行的原因其實都是表面的。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的根本問題在于，那些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金融機構固步自封，因循守舊，沒有準備也不曾準備改變自己以適應新興世界正在崛起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謀求發展的現實。第二個層面是中國正在向前推進的一帶一路戰略。
國內外輿論對亞投行的追捧聲浪，連綿不斷，一波高過一波。諸如“英法德盟友背叛美國”、“亞投行取代世界銀行”以及“中國挑戰國際秩序”等等夸張性說辭不絕于耳。仿佛一夜之間因為亞投行的出現世界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中國決策層也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就在媒體渲染英法德“選邊站”沒幾天，包括這幾個國家在內的7國集團外長會議通過了一項有關東海和南海問題的聲明。國際社會注意到，申請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資格似乎并沒有影響到英法德這些西方國家的基本價值取向和對華政治態度。將一種純粹的經濟行為過度解讀，只是一廂情愿。3月31日下午，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北京接受英國《金融時報》總編萊昂內爾.巴伯專訪。據巴伯撰寫的文章披露，李克強在接受這次采訪時“自始至終沒有表現出哪怕是一點點的得意”，“他多次堅稱，中國無意打造新的國際秩序，”并且強調“中方愿意與各國一道，維護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亞投行）應該是對國際金融體系的一個補充。”
二、亞投行只是“一帶一路”四個金融支柱之一
實際上，從中國的角度看，亞投行本身就是一個經濟性質的區域金融機構，是中國倡導創建的“一帶一路”的一個融資平臺，而且只是四個融資平臺之一。在亞投行之外，另外三個融資平臺分別是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
與亞投行一樣，絲路基金也是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所不同的是，它不是一個多邊機制，盡管具有開放的性質并歡迎亞洲域內外投資者參與，但目前僅由中國單方面出資。正是由于這一特點，它的運營相對來講要簡單一些。從2014年11月8日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將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到該基金第一筆項目資金投出，前后用了不到半年時間。2015年4月20日，絲路基金、三峽集團及巴基斯坦私營電力和基礎設施委員會在伊斯蘭堡共同簽署了《關于聯合開發巴基斯坦水電項目的諒解合作備忘錄》。該項目是“中巴經濟走廊”優先實施的能源項目之一，而“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又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中之重，是絲路基金尋求投融資機會的重要區域。就投資項目的范圍而言，絲路基金將不局限于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亞洲在內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是潛在的投資對象。在這個意義上，同樣作為市場化營運的金融機構，絲路基金可能會更有效率，其作用不會遜色于亞投行。
磚國家開發銀行是另一個“一帶一路”背景下的融資平臺。原本它與“一帶一路”沒有直接關系，主要是金磚國家用來減少對美元和歐元的依賴，抵御國際貨幣波動的影響，并在需要時施以救濟的金融性質的安排，計劃由金磚國家輪流擔任該行行長和其他管理職位。由于金磚國家中大多數位于“一帶一路”沿線，而且金磚銀行面向所有發展中國家，它的創建自然而然就構成了“一帶一路”融資機制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在某種意義上，金磚銀行比亞投行還要重要。在資金規模上，它超過亞投行的1000億美元，有1000億美元銀行投資資金和1000億美元應急儲備基金；在功能上，它相當于扮演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兩個不同性質的多邊金融機構的角色，一方面通過市場機制長期投資金磚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另一方面則著眼于未來以幫助解決金磚國家所可能面臨的短期金融危機。預計該銀行將在2015年內正式投入運營，包括確定領導層人選的各個事項正在加緊準備。屆時，金磚國家不再僅僅是一個領導人會晤機制，而且更成為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和南非等國之間開展實質性經濟合作并具備資金調節能力或條件的多邊性質的國際組織。金磚銀行自身的地位，正如英國《金融時報》在2012年金磚銀行概念提出時所做的評價那樣，將成為1991年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成立以來設立的第一個重要多邊貸款機構。
在與中國有關的四大融資平臺中，上合組織開發銀行是最早提出來的。2010年11月25日，中國政府領導人在出席上合組織成員國第九次政府首腦會議時建議，研究成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此后，在每年的政府首腦和國家領導人峰會上，中方都會強調加快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建設。中方的倡議得到上合組織各成員國響應。但是因為中俄雙方在具體的模式上存在分歧，進展較為緩慢。中方認為該行應當是一個全新的機構，而俄方則堅持以俄主導的歐亞開發銀行作為基礎。不過，分歧逐步在縮小。如果一切正常，2015年內各方會朝著共同的目標邁出實質性的步伐。這一走向是由上合組織的發展趨勢所決定的。自2001年該組織成立以來，各成員國之間偏重于安全領域的合作，雖然有蒙古、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國申請加入，但直至今日這樣的合作仍然局限于6個創始成員國。隨著時間的推移，現有各成員國愈發強烈的感覺到有兩個重要的問題無法回避。一是擴大該組織成員國范圍以增強綜合實力和對世界事務的影響力，二是擴大合作領域以滿足絕大多數成員國在人文和經濟方面的需求。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的倡議正是順應了這一趨勢。上合組織成員國和作為觀察員的印度、蒙古、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國，多屬能源資源大國。創建一個新的專門適用于該組織內部的多邊融資平臺，對于這些國家需要大量資金支持的能源資源項目的開發無疑將是雪中送炭，同時也彌補了其他融資機構在資金、地域和領域等方面可能的不足。
就在“一帶一路”倡議剛提出的時候，國際上曾有人懷疑僅靠幾座橋梁和幾條道路何以支撐起這個宏大的計劃。的確，陸海絲路的貫通或建成依靠橋梁、公路、鐵路、航空、油氣管道和通訊網線的連接。不過，這顯然不是幾座橋梁和幾條道路的問題。從太平洋橫跨歐亞大陸直達大西洋[0.00% 資金 研報]，這些線路管網及其他基礎設施的建設，在資金上的需求遠超亞開行對亞洲地區10年8萬億美元基礎設施資金規模的預測。不僅世界銀行和亞開行滿足不了這樣的需求，即使加上亞投行，在相當長時期也無能為力。只有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絲路基金、金磚銀行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的潛力，“一帶一路”建設的資金壓力才能夠得到根本緩解。就此而言，我們既不應當輕視亞投行的實際價值，但也不應當過度拔高其影響力。亞投行尚未開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它賦予太多的期望，只會影響其正常發揮從而適得其反。
三、亞投行開張之后的路如何走？
亞投行創始成員資格的申請已經結束，在此之后緊接著是組織章程的談判和簽署，只有當章程生效后，一個由中國倡議和領導創建的新多邊國際金融組織才算呱呱墜地。
不容忽視的是，這個新的組織機構的運營和發展前景將面臨內外兩個方面挑戰。
在內部，面對如此眾多成員的監督，如何做到公平公正和透明？如何借鑒現有多邊開發機構的經驗教訓而提高治理水平以滿足各方在環境和社會保障政策方面的關切？如何運用市場手段增加資本運營效率而減少政治和經濟風險造成的可能的損失？
而在外部，一個方面是怎樣處理好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開行的關系以使相互間處于良性的競爭狀態？另一方面則是怎樣緩解甚至消除大國政治博弈帶來的干擾？
盡管亞投行尚未開張，但是亞投行熱帶來的沖擊波已經產生效果。據國際媒體最新報道，在華盛頓舉行的2015年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再次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問題作為主要議題，近5年來一直阻止該項改革進行的障礙有望排除。另外，在美國國內，4月16日超黨派國會議員在野黨共和黨的參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哈奇、執政黨民主黨的首席成員維登、共和黨的眾院籌款委員會主席瑞安共同向參眾兩院提交了由國會授予總統貿易談判權限的《TPA法案》。該法案是順利完成TPP談判的前提，如獲通過將加快TPP談判進程。
這些新的發展，在戰略層面或多或少會影響正在創建之中的亞投行。中國作為事實上的亞投行領導者，不僅僅要面對首次領導創建一個新的多邊國際金融機構在經驗方面的不足或技術層面的考驗，而且在戰略和策略上也需要采取積極行動以保障這個新生事物的順利發展。
為此，我們不妨從以下幾個方面做一些努力。
第一，要低調，不要讓自己成為眾矢之的。
國家間的競爭雖然驚心動魄，但并不總是你死我活。適度換位思考并給各方留有余地也不失為一種保全自己的方法。中國民間有四句話說的很好，即“把自己當成別人，把別人當成自己，把別人當成別人，把自己當成自己”。我們是一個大國，當有大國風范和氣度。在身處逆境的時候，不怨天尤人妄自菲??；而在順利前行的情況下，則更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意識。
國家間的競爭還是一場馬拉松比賽，只有跑到最后才能見分曉。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只不過走了30多年，我們在經濟上取得了不小成就，但并不意味著在所有的方面都同步發展。在國際事務中，我們還缺乏扮演國際組織領導者角色的經驗。在數以百計重要的全球和區域性政府間國際組織中，由中國倡議發起和發揮主要作用的，屈指可數。我們還有一個積累相關經驗的過程。低調不是無所作為，甚至恰恰相反是為了更好的作為。倒是過于張揚才有礙于作為。從李克強總理在接受《金融時報》時的表態可以看出，中國決策層是非常清醒的，盲目樂觀的是某些媒體和某些不明就里的普羅大眾。在這一點上，輿論應該有一個正確的導向而不是誤導。
第二，要搞統一戰線，擴大整個新興世界的影響力。
在亞投行的問題上，中國現在是想不出頭都難了。特別是在英法德申請加入后，國際輿論的焦點一下子都集中到了中國身上。從最初的驚訝、艷羨到后來的恐懼和擔憂，輿情傾向不斷在變化。這一點在各國社交媒體上表現得尤為明顯。而社交媒體所表達的意見傾向終究或多或少會影響各自國家的外政決策。加上各國多是站在本國立場考慮問題，而且自身利益往往是重中之重，這樣一來的結果便是中國的風頭越強勁，中國在未來亞投行章程的談判以及領導該行運營中就越發處于被動位置。如果不及早重視這種輿論傾向，那些曾經支持中國創建亞投行的合作伙伴們將會逐漸走向對立面，而國際上另外一些本來就不樂見其成的競爭國家更是受到刺激，而促使其進一步堅定制約中國發展的決心。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中那些經濟成長較快的國家，理應成為亞投行堅定的支持者。中國完全應當實際上也可以把創建亞投行的過程變成團結它們并凝聚起力量的過程。我們必須放棄亞投行是自家事的狹隘觀念，應該將其視為新興世界各國共同的事業。事實上創建亞投行這樣一個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工作絕不是獨角戲，離不開諸多相關國家的支持與合作。它的每一點進步不再只是中國一家之榮耀，應該屬于整個新興世界。有了這個新興世界作為背景，中國也不再獨自承擔亞投行內外和創建前后所承擔的全部壓力。擴大新興世界影響力并與其在亞投行事業上共榮辱，當然不是一個權宜之計，如果能夠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一項原則性考量，那功效必然將是顯赫的。由此，任何將亞投行的創建等同于中國一國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觀念就根本站不住腳了。第三，要有耐心，不刻意塑造所謂新的國際秩序。
4月22-23日，亞非領導人會議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舉行，多國領導人出席會議并發表講話。就在會議開始的第一天，英國路透社發表題為“亞非國家挑戰過時的世界秩序”的文章。該文稱亞非國家呼吁打造一個向新興經濟大國開放的、擺脫布雷登森林體系的新世界秩序。路透社的這篇文章曲解了這次會議的精神。在這次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表示“要大力弘揚萬隆精神，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印尼總統佐科代表與會領導人在總結發言中也表示各國領導人在包括“加強和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和平的國際秩序”等方面達成共識。路透社文章之所以如此夸張，其實反映的是西方發達國家的一種擔憂或焦慮。這些國家擔心70年前由美英等西方國家主導創建的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會隨著中國和新興世界國家的崛起而遭到顛覆。殊不知，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國，中國曾經參與戰后新的國際秩序的構建。雖然在新中國成立后數十年時間里中國與美國等部分西方國家處于不正常外交關系，但是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后，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中，中國是這個國際秩序或體系的受益者。中國一以貫之的立場，不是去顛覆它而是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和平的國際秩序。
當然，世上任何事物沒有一層不變的。“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和平的國際秩序”，就是要去完善和改變該秩序不合理的地方以符合全球各國、特別是受到不公平不公正待遇的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不過，即便如此，從策略上講仍然不能夠為了完善而完善，為了改變而改變。事實上，中國僅憑一己之力也做不到這一點，現階段所能夠做的無非就是“推動”而已。只有當整個新興世界都崛起了，而且形成了合力，這樣的完善和改變才真正現實，甚至取而代之創造一個新的國際秩序都不是不可能的。
隨著中國日益崛起，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包括各種政治經濟規則在內的現有國際秩序肯定會讓我們越來越感覺不舒服。但必須意識到，一個主要由眾多西方發達國家創建和拼死捍衛的國際秩序，不可能因任何一兩個新興世界國家僅憑單薄的力量所發起的挑戰而被顛覆；一個主導該國際秩序長達70多年的龐大的國家勢力集團，盡管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也不可能輕易為一兩個僅僅在經濟上快速發展了2-30年的國家所替代。只要不發生世界性大戰，現有國際秩序的完善和改變將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期望在短時期內根本改變它，只能是應了中國的一句成語“欲速則不達”。中國在這方面可保持耐心，集中精力增強自己綜合實力，等待水到渠成。就此點而言，中國所面臨的情形可用高鐵作為比擬。高鐵行駛的軌道遠比普通鐵路要直，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彎道，只是其彎道半徑要很大。據說，高鐵的彎道半徑是由高鐵的速度決定的，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高鐵彎道的半徑大小要將就特定時速行駛的高鐵。這里的軌道安排正如同各國在當代所遵從的國際秩序，而高鐵就像正在快速發展的中國。只要中國繼續保持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速度并逐漸增強自己的綜合實力，現有的國際秩序只能是去適應這種發展變化。如果整個新興世界都崛起了，其結果顯而易見。亞投行的橫空出世，讓我們看到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