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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倡議在2013年底提出以來，引發各國的關注。源自于古絲綢之路的“一帶一路”，但并不局限于古絲綢之路的理念、范圍，而是富含廿一世紀的時代氣息，尤其是與自發的、“有機”的古絲綢之路不同，“一帶一路”是由中國首先倡議，既是對中國的發展、責任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為正陷入泥淖的世界經濟開出了一劑良方。
尤其是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更吸引了來自30個國家的元首、政府首腦，以及超過130個國家政府官員、經貿領袖的積極參與，這更引起了世界各國對“一帶一路”的更大關注，國際學術界也通過各種理論體系來研究和分析“一帶一路”，希望以此進一步了解和判斷“一帶一路”的真正內涵和未來發展趨勢。
現有理論難分析“一帶一路”
由于“一帶一路”并不僅是經濟措施，也并不局限于單一的科技、地緣政治或文化交流，它是上述所有領域的集合體。只有將這些領域全面納入考慮，才能理解這個倡議的深刻內涵。需要重點提出的是，在發展“一帶一路”理論的過程中，各國學者對其它文明和地區的行為方式、思想觀點的包容與尊重是至關重要的，也有助于“一帶一路”理論體系的快速形成。
筆者經過總結發現，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學者們，目前主要通過以下理論來分析“一帶一路”倡議。
最多學者以國際關系學理論來研究“一帶一路”，有學者提出該倡議是中國的西進戰略，是要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競爭。但筆者認為，國際關系學解決不了“一帶一路”提出的貿易暢通、資金融通的問題，以國際關系學理論來解釋該倡議有所偏頗。
以區域經濟學理論來分析“一帶一路”的學者也有不少，然而，“一帶一路”提出要向全球提供公共服務、公共產品，向全球經濟提出中國的發展經驗和模式，區域經濟學理論并無涵蓋這些內容。為數不少的學者是以地緣政治學理論來分析“一帶一路”，雖然政治學有經濟學所理解不了的動機，但是，所有政治都是“家門口的事”（All politics is local），對于很多國家而言，其“家門口的事”是如何發展經濟，如何開展國際經濟合作并從中受益，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正是可以協助各國解決“家門口的事”，因此，僅用地緣政治學理論來分析“一帶一路”，并不完全正確。
文化經濟學理論也是部分學者用來分析“一帶一路”倡議，雖然文化有助民心相通，打造文化產品有助推動貿易暢通、資金融通，但文化+經濟如何解決政策溝通、設施聯通問題、如何令沿線國家認可、接受中國的文化及產品、如何解決共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由此可見，文化經濟學也并不能解釋“一帶一路”的所有現象。
至于有學者提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這套理論比較適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但并不適合沿線國家的發達國家，也不適合金融領域的互聯互通。
有學者認為“一帶一路”可以用全球化理論來解釋，雖然人類所面臨的經濟、政治、生態等問題則越來越具有全球性，但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日益深入，各國的國家主權事實上已經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一帶一路”的內涵，并非是為了通過全球化來干涉他國的主權和內政。
除了上述幾個理論之外，還有以下一些理論用來分析“一帶一路”倡議，例如歷史地理、生態環保、醫療衛生、教育文化、區域國別、民族宗教、公共外交、民間外交、地方外交、全球價值鏈、全球生產鏈、全球產業鏈；全球治理、公共產品；國家形象、輿論傳播；公共政策以及信用等，這些理論雖然能部分解釋“一帶一路”的現象，但未能完整地體現“一帶一路”所有的內涵。
“一帶一路”原創理論有不足
針對以上理論體系的缺陷，并根據“一帶一路”的內涵，有學者提出了“一帶一路”原創理論：雙環流理論、全球互聯互通理論和共同現代化理論。
雙環流理論指的是 “一帶一路”是中國在全球價值雙環流結構中，構建以中國為主導的亞歐非大區域治理平臺，平衡經濟治理與社會治理，從而促進本國產業結構升級，以實現和平崛起的一套全球治理機制。
然而，該理論的問題在于，“一帶一路”范圍并不僅限于亞歐非，而是全球任何認可該倡議理念的國家，都可參與其中。此外，若“一帶一路”僅以中國為主導，離開美國、日本和主要歐盟大國的參與，全球治理有缺陷。
全球互聯互通理論指的是，互聯互通目的在于促進相關國家之間交往的便利化和流動性，互聯互通是一種平等的關系網絡，沿線國家間“不通”的地方少了，彼此容易從更強的關系網絡發展到合作共贏的共生體系中。“對接”是互聯互通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詞匯，合作各方將彼此需求對接，強調的是平等和相互尊重，是合唱而不是獨奏。
該理論的問題在于，首先要做到這一點，“一帶一路”的理論基礎應該且必須包含其它文明的行為方式與方法，并對此有深刻的理解，而且“一帶一路”僅是“對接”的話，又如何為全球的經濟發展探索出一條比當前更有效的發展道路，以及如何凸顯中國智慧、中國模式對全球經濟復蘇、經濟穩定的作用？
共同現代化理論是指以實現人類不同層次共同利益為目標的、以多個國家組成的不同類型和層次的國際共同體推進的現代化道路，它以合作共贏為核心原則，采取國際合作的方式，充分考慮人口和生態環境因素，追求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該理論的問題在于，如果只談發展，則缺乏了文化層面的互聯互通，況且，“一帶一路”沿線中，不少是發達國家、地區，已經實現了現代化，進入了后現代的階段，“一帶一路”建設也需要注重這些進入發達國家、地區的具體訴求。
“一帶一路”是無處不在經濟學
因此，為了彌補上述理論的不足，以及真正體現“一帶一路”的內涵，筆者提出了“一帶一路”的一個原創理論：無處不在經濟學（omnipresence economics）理論。
無處不在經濟學理論指的是，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發揮互學互鑒、互利共贏、和平合作和開放包容的規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借助中國的文化價值準則和中國發展模式，與西方國家努力構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互相促進的格局，并共同推進文化融合創新，以及進行“第三方市場”合作，共同向全球推出新的文化產品和移動互聯網、智能制造等產業，以此引導世界發展潮流，推動全球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主動深入了解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文化、生活和希望發展的訴求，以基礎設施建設、國際產能合作為“雙核心”，并在文化、金融、環保等領域增強合作，為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提供中國的智慧、中國的方案。通過中國與環球各國的互聯互通，以無處不在的經濟合作形式，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無處不在經濟學的根本原則，則是我們在文章開頭所提到的，即它必須是全面包容的、和平的。
無處不在經濟學理論的意義在于，自2008年爆發環球金融危機之后，環球經濟欲振乏力，惟西方國家不但自顧不暇，亦難尋拯救世界經濟之良策，凸顯當前由西方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已難奏效，亟需變革。面對環球經濟的窘境，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希望更加主動地去了解全球的發展趨勢，更加深入地與世界各國進行經濟融合及文化交流，更加注重穩定和完善國際金融體系，以此了解各國人民所需，了解世界經濟發展所求，為全人類的福祉，作出中國應有的、力所能及的貢獻。
至于無處不在經濟學理論的具體形式，則主要體現在與美國的合作、與歐洲的合作、與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中國自身發展需求、穩定和完善國際金融體系這五個方面。
在與美國的合作方面，在上世紀的互聯網時代，美國向全球提供了“三片”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獲得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各國民眾喜愛。所謂“三片”，第一片是薯片，無論是麥當勞還是肯德基，背后是美國的快餐文化。第二片是荷里活影片，背后宣揚的是美國的文化價值觀。第三片是計算機、手機芯片，背后代表的是美國的創新文化。美國的這“三片”，曾經引導了世界潮流，推動了全球科技的進步，其中衍生出各種與“三片”的相關產業，既推動了歐美自身的經濟發展，又推動了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
然而，全球已經出現了由移動互聯網、智能智造等產業為主導的“無所不在經濟”（Omnipresence Economy），美國不再獨占鰲頭，中國已成為其中的領頭羊，尤其是在移動互聯網及網絡支付領域，如中國2015年手機移動互聯網的零售額已高達3340億美元，是美國市場的3倍多，而且，不但中國手機移動互聯網市場規模每年將以雙位數的增長，而且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例如擁有大約6億人口的東南亞國家，有超過2.5億人使用智能手機，普及率高達41.7%，手機移動互聯網市場發展更為迅速，每年市場規模高達數百億美元。中美如能加強該領域的合作，找尋新的發展機遇作為經濟發展新引擎，更能夠把握住“無所不在經濟”所帶來的機會。
在文化分工合作創造新經濟效益方面，有一個著名的例子可說明中美合作的必要性。眾所周知，中國有功夫，中國有熊貓，但美國好萊塢卻有《功夫熊貓》，這說明了銀幕無國界（Screens Without Frontiers），面對中國13億的人口，面對中國影視市場每年1650億元人民幣，2020年之后每年市場高達5000億元人民幣的市場，美國只要和中國在文化領域進一步合作，打造更多類似《功夫熊貓》的作品，無疑可輕易讓中國民眾產生文化“通感”，輕易地抓住中國蓬勃發展的影視市場，進而通過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將影視作品輸往沿線國家，獲得更高的經濟效益。
這說明了雖然中美在文化領域各異，但也可結合、共生及創新。在這基礎上產生的新文化，背后需要有分工合作，需要打造新的文化產品，以此帶來文化“通感”、文化合作和產生經濟效益。
以此類推，中美兩國文化分工合作，以及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很有可能將成為一個成功案例，受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模仿和借鑒，這將更有利于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彼此文化的互相了解，以及互聯互通，在這基礎上打造更多文化產品以推動各自的經濟發展。
相信中國與美國開展合作，加上中國未來將繼美國提出的“三片”（薯片、影片和芯片）之后，向全球推出諸如移動支付、智能制造等的“三X”產品，這肯定也可以給所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帶來新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以此推動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毫無疑問，這樣的發展甚至對全人類都會有正面的影響，同時也能獲得世界各國的認可。
在與歐洲國家的合作方面，“一帶一路”不能是也不是中國的獨角戲，而是與世界各國的大合唱。尤其是在全球經濟仍疲弱、且面臨下滑的壓力下，中國提出“第三方市場合作”，與歐洲多國優勢互補，進行聯合體投標、聯合生產以及聯合投資等新型合作，在尊重第三方國家（通常是發展中國家）意愿的前提下，推動第三方國家的發展，實現三方互利共贏。
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歐的“第三方市場合作”，實質是對沖 (hedge)非對抗(confrontation)，因為與中國相比，由于歷史原因，歐洲國家對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深厚歷史淵源，對當地了解甚深、人脈豐富且有豐富運營、管理的經營，加上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合作”有利于分攤投資風險，以及減少中國與歐洲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獨立投資時可能出現的對抗，增加對沖、合作的空間，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而且，“第三方市場”也有需求，“第三方市場”要發展經濟、轉型升級，也亟需來自中國的相對較為低廉的產品價格、中高端制造能力，和來自歐洲的高端技術、先進理念。如果能夠吸引中國和歐洲合力投資，對“第三方市場”是更佳選擇。在這樣的愿景之下，中國已和法國、英國、西班牙和德國等歐洲國家，及韓國、澳大利亞等亞太國家就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達成重要共識，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多歐洲國家、發達國家參與“第三方市場合作”。
因此，中國與歐洲國家的“第三方市場合作”，不但是中國與歐洲雙邊合作模式的新突破，也是國際合作模式新的探索，更有利于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
在與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方面，對于新興國家而言，由于自身經濟結構單一，產業結構仍較落后，對外資需求依賴甚高和國內政治紛爭不斷等問題欲解難解，不但沖擊了經濟的正常運行，而且已逐漸隱現危機的苗頭。在歐美國家的資金“班資回朝”自救之下，“一帶一路”將為新興國家帶來更多的投資資金，更多的商貿合作項目，與新興國家共同分享相關商機，這不但會為新興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助力，更能與新興國家一起共同提升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經濟體系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而且，雖然新興國家各自要面對各自的困難，但畢竟都已晉身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大國，未來若能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繼續加強經貿、金融和等領域的合作，以及加強國民的人文素質，培養思想多元化，增強國際責任、進一步進行民主建設，未來很有可能成為明天引領世界經濟、社會和文明的一股主導力量。
對于工業化程度相對不高，制造業產值占GDP比重仍低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在政策、資金、貿易、設施和民心等五個領域加強互聯互通，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資金，以提升其制作技術和工業化水平，并展開自貿區、產業園區的合作，深挖國際產能合作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領域，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文化、社會整體的發展。
對于中國而言，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將逐步增加，資本輸出將最終超過資本輸入。這正是中國近年來的情況，隨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正在漸漸完成從一個資本凈輸入大國向資本輸出轉型的過程。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則是適應了這個發展趨勢，也為推動企業更好、更深地“走出去”提供了重大契機。也就是說國家發展到了一定程度，資金、人才、技術會有輸出的需求，歷史選擇了“一帶一路”，作為這個輸出口 。
與此同時，中國的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雖然已逐漸形成一個增長極或經濟中心，但由于生產要素的邊際回報（marginal return），隨之出現遞減的現象，導致整體成本上升。中國的產業希望進一步擴充生產規模，但卻出現了“規模不經濟”的問題，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產業及生產要素向周邊相對落后國家、區域流動，便有可能產生擴散、輻射效應，一方面可拉動周邊落后國家、區域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這些周邊國家、區域的經濟增長，又能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逐步形成一個上升的循環累積過程。
這是以中國的規范性力量，通過先富起來的國家協力，帶動后富起來的國家發展，后富起來的國家又反過來促進先富國家深度發展，如此循環下去，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也是體現了“一帶一路”是要打造人類命運的共同體的內涵。
可穩定完善國際金融體系
在穩定和完善國際金融體系方面，首先，由中國倡導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已成為一個跨越亞、歐、非、拉美的國際性多邊金融機構，功能主要是為繁榮各國的經濟解決資金缺口的問題，具體體現在對國際金融體系注入更多資金、彌補基礎設施領域投資缺口上，由此可見，亞投行是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良而非顛覆。
其次，隨互聯網迅速發展衍生出互聯網金融、移動支付、金融科技，帶來了新的金融產品，綠色金融的發展也成大勢所趨。面對金融領域的新情況，新的交易模式和市場游戲規則，目前全球金融治理未能與時俱進，大多仍糾纏于傳統的金融市場和產品，未來，金融體系的國際協作必不可少。當前，中國在互聯網金融、移動支付、金融科技及綠色金融領域已走在前列，中國未來將與各國一起合作、協調，在金融監管制度、監管框架、法律框架等方面加強對金融科技、綠色金融等的監管、引導，使之滿足促進全球金融發展、完善治理的新需要。
再次，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成立了亞洲金融合作協會。 隨著亞洲經濟的持續發展，亞洲區域性銀行逐漸崛起，區域間的金融活動也會越來越多，亞洲各國除了在貿易金融、跨境銀團貸款、保險理財業務、反金融詐騙犯罪和高端金融業務教育培訓等領域加強合作之外，未來將在亞洲金融合作協會這個平臺上，結合新興科技、創新產業和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以及金融領域的數字化、網絡化和移動化的趨勢，探討有關區域金融的重新整合。
在全新的亞洲區金融平臺上，中國與亞洲各國共同推進跨文化客戶的金融管理，以及構建亞洲國家的金融數據庫尤其是在加強交易源流（Deal Flow）的共享等領域的創新的可能性，以在國際金融治理中增強亞洲金融在國際金融體系的話語權、影響力，和促使亞洲金融成為平衡國際金融體系發展的重要一環。
簡而言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5月14日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講話，不但表達了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希望更加主動地去了解全球的發展趨勢，更加深入地與世界各國進行經濟融合及文化交流，以此了解各國人民所需，了解世界經濟所求，為全人類的福祉，作出中國應有的、力所能及的貢獻，也顯示了中國已經為世界各國經濟的復蘇、發展，全球金融體系的完善譜寫出偉大的藍圖，推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新方案。
筆者相信，只要世界各國在互學互鑒、互利共贏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更多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通過中國的發展模式、中國的智慧，再加上沿線各國的智慧和努力，以無處不在的經濟合作模式，定能為世界各國的共同發展、共同富裕提供無處不在的經濟機遇和強大的助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