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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擔保業的噩夢 銀行面臨多重拷問

　這場正在蔓延的企業互保、聯保危機，對溫州經濟的打擊或許比混亂的民間借貸更為沉重，一直在執行壟斷經營的各大銀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將再次受到拷問。
　  
　  暮色四合，喧鬧了一天的五馬街漸漸沉寂下來。透過一扇古老的木制窗戶，陳劍把目光很自然的固定在并不強壯的五馬雕塑上，久久沒有挪開。他選擇這樣一個去處與《法人》記者見面并非刻意，很大程度上只是滿足了其自身的一個習慣：30年來，陳劍總是在迷茫的時刻愿意來到這里，看看這個曾經醞釀過無數溫州商業傳奇的狹小街區，并試圖尋找他想要的答案。
　  
　  不過，這一次陳劍注定會大失所望。作為溫州商業精神的萌芽之地，五馬街已不再是原來的五馬街了。在陳劍眼里，它不再是創業、創新、誠信和繁榮的象征，更不是溫州經濟社會的晴雨表，如今它有的只是小商小販懶洋洋的吆喝、顧客的冷漠以及危機到來前的驚慌失措。
　  
　  企業互保危機蔓延
　  
　  “要不了兩個月，溫州至少會有一兩千家企業倒閉，而這些企業原本是溫州最具活力的企業。”陳劍做了個多米諾骨牌接連倒下的姿勢，一字一句的說，這一大批企業將死于由銀行和民間借貸操縱的企業互保和聯保。
　  
　  陳劍剛剛過完50歲生日，是一家大名鼎鼎的服裝企業和一個電氣公司的掌門人，在下海經商之前，亦有多年從政經歷，溫州市好幾個重大改革方案都凝聚有他的汗水與思想。被生意同行笑稱為“最有文化的老板”的陳劍，面對這場正迅速蔓延的擔保危機，也似乎在劫難逃。
　  
　  “溫州去年經歷的民間借貸危機還沒有平息，企業互保危機跟著又來了，這場危機給溫州帶來的打擊將比民間借貸更為致命。”陳劍承認，他和妻子共同掌管的幾家公司這一次也卷入了擔保危機當中，不過他認為自己是被銀行拖下水的。“一家年銷售收入實際不足一千萬元的制造企業，銀行卻告訴我銷售額超過一億元，讓我為其擔保貸款，現在人家資金鏈斷了，跑路了，銀行卻逼著我還款，4000萬元的貸款我要是還了，我的企業還會有活路嗎？”陳劍估算，跟他一起卷入其中的至少有12家企業，他們中的多數企業都存在互保關系。
　  
　  “在溫州，做企業的人現在最恨的是誰？是銀行。”陳劍認為，銀行為了降低自身的風險，總是過分依賴擔保，有意無意的忽略貸前審查，沒有人在乎求貸企業的現金流分析，事實上一個企業的現金流才真正是有無還款能力的標志。由于銀行掌握的企業信息與擔保企業嚴重不對稱，一個企業是否愿意為另一個企業擔保并不取決于擔保企業的意愿，多數是經過銀行“動員”或者是“被迫”的——你貸款的時候還得指望別人也為你擔保。
　  
　  在位于溫州樂清的麥克力電氣公司（下稱“麥克力”）的一位高管看來，麥克力卷入擔保危機的經過聽上去更像一場陰謀。2011年，麥克力為浙江滬洋電氣有限公司（下稱“滬洋電氣”）提供擔保，擔保金額高達2700萬元，加上其它幾家公司為滬洋電氣提供的擔保，合計金額估計不會低于2億元。幾個月前，滬洋電氣的老板劉碎孟突然“失蹤”了，為其擔保的數家企業立刻陷入一片恐慌。
　  
　  “劉碎孟剛一跑路，銀行就開始逼債了，我們也向樂清市政府部門和公安局報過案，多次反映問題，都沒有引起重視。”上述高管說。據他了解，劉碎孟在樂清失蹤前，就通過假并購、假轉讓等手段悄悄的轉移了公司和個人資產，現在劉碎孟跑了，為他擔保的企業卻毫無辦法——劉碎孟據說就呆在北京，手機是通的，就是不接電話，也極少在溫州露面。
　  
　  在樂清象陽鎮工業開發園區，《法人》記者看到滬洋電氣大門緊閉，空無一人。一位路過企業門口的年輕人說，這公司早就關門了，劉碎孟原來就很少來這里，他在溫州有多家公司，來來去去都很神秘。這位年輕人顯然并不了解劉碎孟非常高調的一面，劉碎孟永遠知道什么時候需要刻意低調，什么時候需要大張旗鼓的宣傳，他在2008年金融危機初露端倪的時候就曾作為“溫州財富精英”分別登上過央視和人報的財富欄目。
　  “劉碎孟的失蹤，不只是讓麥克力陷入債務困境，好多家互保的企業都會連帶遭殃。”麥克力上述高管說，這些受牽連的企業要么等著銀行上門逼債，要么東挪西借還上款以保護自己的信用記錄，還有的被逼無奈只得打算著如何跑路。《法人》記者就此聯系了樂清市企業風險應急辦公室負責人林新豹，說明采訪意圖后，林新豹回話說“你去找市委宣傳部”，不過令人驚訝的是，記者在市委宣傳部得到的答復竟然是：“你既然認識了應急辦，還是去找應急辦比較好，他們比我們更了解情況。”
　  
　  過度投資和投機是危機重要根源
　  
　  據溫州市服裝協會副秘書長張文介紹，他十分關注溫州的這場擔保危機，它造成的后果會比去年的民間借貸危機更嚴重。民間借貸主要基于個人投機或者說“炒錢”，出了問題，影響的是家庭或者是比較小的范圍，而擔保危機影響的是多家企業，而且基本上是生產制造型企業，事實上也只有這種實業企業擔保，才會被銀行認可為有效，正是這類企業構成了溫州經濟的基本面，擔保危機影響的就是這個基本面。樂清可謂是這場危機的重災區，據他調查，樂清全市共有5000多家企業，規模以上的企業只有300多家，300家中有一多半可能涉及擔保問題。要是這么多企業都出現了擔保債務問題，后果真的不堪設想。
　  
　  “擔保危機還有一個特別嚴重的后果，就是讓溫州商人群體中那種寶貴的信任沒有了。”在五馬街附近的一個茶樓里，談起這個話題，北京溫州商會的林先生顯得特別沉重。在過去，不管在哪里，只要是說溫州商會里的人，是溫州商人，剛剛打過交道，誰家有困難急需周轉，彼此借個幾百萬、幾千萬，連借條都不用寫的，做個擔保也都是分分鐘搞定。可如今，資金鏈斷裂，老板跑路，很多擔保企業、擔保人惶惶不可終日，往往是離貸款到期還有一個月，銀行就直接派人守在債務人的家門口，防止其逃跑；很多債務人也被債權人盯上，飲食起居都受到監視。溫州商業圈的那種信任傳統、信用基礎此刻已完全不堪一擊。
　  
　  林先生認為，溫州的營商環境正在惡化。他告訴《法人》記者，不久前他參加了全國各地樂清籍企業家在武漢舉辦的一個座談會，樂清市委書記潘孝政也千里迢迢趕過去了，潘書記的意思很明確，就是要利用這個平臺告訴在座的企業家們，樂清已經做好了準備，真誠的歡迎他們“回鄉創業”。但在一個缺失信任、人人自危的環境里，如何能夠創業？
　  
　  “溫州的這場擔保危機主要源于溫州人這些年的過度投資和投機。”浙江大學經濟學博士李俊對《法人》記者表示，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國家為了刺激經濟，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一下子放出來4萬億，溫州的商人何其敏感？很多雄心勃勃的溫州企業于是從金融機構大量貸款，擴大生產，從買土地、建廠、投產，只要看看自那之后溫州建起了多少新廠房就明白了。不應忘記的是，無論是從銀行貸款，還是通過民間借款，都是需要擔保的，這就意味著一個地區的投資越多，企業越多，參與擔保和互保的企業也會越多，一旦擔保鏈條中有一家企業出現資金問題，就可能連累一大片企業——溫州目前正是面臨這種時刻：從廠區建設到回收成本、實現盈利，周期往往要3到5年。然而，周期尚未完成，國家政策突然轉向，銀行收緊了銀根，許多企業的續貸被取消或壓縮，一些勢單力薄的企業失去了資金來源，發生債務危機，甚至關門停業，為其擔保的企業跟著倒霉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李俊認為擔保危機的另一個源頭就是過度投機。溫州的四大支柱產業皮鞋、服裝、眼鏡、家電，均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尚屬低端，受各種成本上升影響，低端制造業利潤一再被壓縮，受利益驅動，一些企業開始崇尚賺“快錢”，于是將融資資本投向主業以外的投機項目，炒房、炒礦、炒股、炒期貨，甚至炒錢——放高利貸，但是這些投機生意一旦遭遇國家宏觀調控，經濟形勢發生逆轉，譬如房地產調控，就造成許多炒房人巨虧，而為這些投機生意融資提供擔保的許多企業也必然伴隨著銀行逼債陷入風雨飄搖。
　  
　  人民銀行溫州支行撰寫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調查報告》顯示，溫州1100億民間借貸的總盤子中，僅有35%用于實業經營，其他都用作各種投資和拆借。一家大型銀行的內部人士透露，人行的這個數字太保守了，溫州實際用于投機的資金比這要大很多倍。
　  
　  拯救企業需要專業團隊
　  
　  工商銀行一位分析人士介紹，所謂保證貸款一般由企業之間對等承擔，也稱為“互保”，而更多的是企業聯保貸款，就是三家或三家以上中小企業自愿組成擔保聯合體，其中一家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后，聯保體所有成員都需承擔還款連帶責任。互保、聯保是中國銀行業針對中小企業貸款比較常用的方式，但在溫州，這一擔保形式似乎被執行得更為嚴格。
　  
　  據溫州電氣協會一位負責人介紹，根據溫州市金融機構放貸的一貫做法，每家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時，將自身所擁有的廠房作為抵押物評估后，以評估金額的50%取得貸款金額，不足部分，銀行要求企業提供1至5家企業進行保證擔保。目前，企業普遍采用互保的方式。
　  調查顯示，每家中小企業，平均建立3家互保關系。溫州市某電器企業主“跑路”，就涉及到為其提供擔保的5家企業。銀行在發生貸款金融風險時，一貫采取強迫“風險轉移”措施來化解自身風險。發生危機后，各大銀行不管貸款期限是否到期，競相采取的措施就是讓擔保企業先行償還，償還的方式就是銀行發放貸款給擔保企業，并從擔保企業銀行賬戶上直接扣劃為倒閉企業擔保所應償還的銀行借款。
　  
　  “通過該措施，銀行的風險化解了，而提供擔保的企業債務一夜之間增加了不少，極易導致我市中小實業型企業的倒閉，并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溫州知名律師葉舟說。葉舟律師是樂清市政協委員，因在轟動中外的樂清“錢云會”案中擔任辯護律師而聲名鵲起。
　  
　  “更可惡的是，溫州的一些銀行也參與了這場‘炒錢’游戲，引發擔保危機也有銀行的份兒。”一位溫州企業主向《法人》記者坦言，如果在溫州的銀行貸款一千萬，你實際上是拿不到一千萬的，也很難拿到現錢，銀行甚至只給你一張一千萬的商業票據（比如承兌匯票），貸款也就變成了存款，若你確實想拿到現金也可以，要么你把這個票據低價賣出去，要么你找貸款的銀行通過關系操作疏通——不過這時的一千萬貸款很可能就只有950萬了，甚至更少。這就意味著，企業在商業銀行的貸款的利息表面上比較低，實際成本不會比民間借貸低多少。
　  
　  上述業主透露，銀行還會通過企業互保操作，與企業勾結，讓企業貸出更多的款項——比如企業只需要3000萬，銀行卻以企業的名義貸出5000萬，多出的2000萬再以較高的利息放出去，其回報當然是驚人的。當地銀行一位人士也證實了這一點，由于銀行也有盈利壓力，相當一部分理財產品所籌集的資金都流向了擔保公司、地下錢莊。
　  
　  有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上半年溫州全市1330家銀行業金融機構共實現本外幣賬面利潤123.49億元，同比增加41.57億元，增長50.8%，創溫州銀行業歷史最好收益水平。而這些高額利潤大部分來源于銀行在發放貸款時在基準利率的基礎上，上浮30%到80%貸款利率，并收取的服務費和搭售的理財產品。而同期企業的利潤一再被壓縮，生存艱難。
　  
　  “伴隨著歐債危機的延續和國內經濟增長的放緩，溫州各互保鏈條上的企業倒閉或企業跑路的潛在風險越來越大。”葉舟律師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一再表示自己對溫州這場擔保危機深感焦慮：“從根本上幫助企業化解所面臨的危機已迫在眉睫。這時候需要更專業的人士來處理這場危機，需要懂法律、懂經濟的專業團隊。”
　  
　  葉舟認為，面對這場危機和諸多企業風險，溫州政府統籌考慮處置沒有錯，但企業倒閉有共性和個性，所以在處置過程中應區別對待，一企一策。由于缺乏行家，就顯得無奈、無力。比如，政府在處置過程中，把金融辦作為重要角色，而沒有將市府法制辦列入其中，這就帶來一系列問題。“我曾經在一次討論會上提出，樂清政府法制辦牽頭建立由當地律師精英組成的法律顧問團，現在應當是法律顧問團發揮關鍵作用的時候。但或許我不是體制內的人員，這樣的聲音沒有引起重視。”葉舟說。
　  
　  葉舟告訴《法人》記者，一般情況下，一家企業倒閉，就有二到五家企業受到牽涉，而五家企業倒閉，可能涉及十到二十五家企業遭殃。因此，切斷互保鏈條是避免企業連鎖倒閉現象發生的有效措施。一是爭取金融機構支持，暫時擱置互保企業的連帶保證責任，讓倒閉企業進入破產還債程序，先行由倒閉企業自有資產償還債務，不足部分掛賬停息，允許負有連帶保證責任的企業分期予以償還。這樣做的好處是，避免互保企業直接進入連帶還債，取得休養生息的機會，逐步化解自身資金困難，同時也保證了銀行貸款得以收回。二是對于違法取得貸款的倒閉企業，應當以強有力的法律手段切斷保證鏈條。如溫州市某電器企業所涉及的貸款，據調研發現，其年銷售金額僅在2000萬元左右，可見其貸款時提供給金融機構的數據存有虛假，而且取得的貸款資金去向不明，與貸款合同所約定的用途嚴重不符，完全有證據將之確定為合同詐騙予以立案，如果合同詐騙成立，所有擔保企業將免除擔保責任。
　  
　  葉舟律師最后建議，重組兼并也是企業走出危機的一個路徑。企業的重組、兼并是企業在生存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也是倒閉、危機企業治理過程中一種行之有效的辦法。如果一味放任倒閉企業，由于時間長，企業多年所積累的銷售網絡等無形資產將分文不值，而庫存、材料也隨時間的推移而貶值，機器設備和廠房也發揮不了其應有的價值。如果采用兼并、重組，就會消除上述不利后果，而且有可能在短時間內發揮效應，以緩解企業債務危機甚至可以盤活資產。
　  
　  企業互保聯保貸款的風險何在
　  
　  企業互保、聯保貸款名為擔保貸款，實為沒有擔保的信用貸款，是商業銀行搞形式主義的自欺欺人招數
　  曾幾何時，企業互保、聯保貸款被當作商業銀行的創新和經驗推廣。最近新聞媒體報道，不少企業互保聯保貸款的多米諾骨牌倒了，甚至有600家浙江企業卷入連環擔保圈。企業互保、聯保貸款從“保險鎖”，突然之間變成了“導火索”。
　  
　  互保聯保就是沒有擔保
　  
　  中國的商業銀行給企業發放的貸款，也叫“信貸”。“信貸”是“信用貸款”的簡稱。實際上，商業銀行極少給企業發放信用貸款，商業銀行發放的基本上是擔保貸款。
　  
　  擔保有保證、抵押、質押、留置和定金等多種擔保方式。商業銀行喜歡的擔保方式是抵押，且多接受房產、土地作抵押。一旦房地產泡沫破滅，商業銀行就會成為中國最大的房地產業主。
　  
　  中小企業一般沒有房地產作抵押，很難獲得商業銀行貸款。但中小企業對中國經濟很重要，再加上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實行信貸擴張政策，商業銀行需要提升業務量和收益業績，不得不考慮給中小企業貸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七條規定：“商業銀行開展信貸業務，應當嚴格審查借款人的資信，實行擔保，保障按期收回貸款。”《貸款通則》也有貸款需要擔保的規定。法律和規章規定商業銀行應當發放擔保貸款，而中小企業又沒有抵押物和質押物，擅長變通的中國人發明了“互保”和“聯保”。企業互保和聯保貸款便應運而生。
　  
　  保證貸款由2個企業之間對等承擔保證擔保責任，簡稱為“互保”，即甲、乙兩企業之間互相擔保獲得貸款。企業“聯保”貸款，是指3家或3家以上企業自愿互相擔保，聯合向商業銀行申請貸款的信貸方式，即3家或3家以上企業，自愿組成擔保聯合體，其中某一家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后，聯保體成員根據合同約定承擔還款連帶責任。
　  
　  以互保為例，甲企業向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由乙企業保證擔保；乙企業向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由甲企業保證擔保。對于商業銀行來說，相當于分別向甲企業和乙企業發放了100萬元的信用貸款，沒有任何擔保。互保和聯保的原理是一致的，只有企業數量多少的差別。
　  
　  企業互保、聯保貸款名為擔保貸款，實為沒有擔保的信用貸款，是商業銀行搞形式主義的自欺欺人招數。
　  
　  公司不該承擔連帶責任
　  
　  企業互保、聯保貸款在給商業銀行帶來風險的同時，也給企業帶來了債務風險，甚至會累及企業倒閉、破產。
　  商業銀行發放了企業互保、聯保貸款即信用貸款，表面上看來企業撿了便宜，為什么會導致企業倒閉、破產？
　  
　  自1994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實施后，中國的企業大多辦成了公司，少量企業辦成了合伙企業。
　  
　  《公司法》第三條規定：“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以其認購的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這表明公司這種組織形式可以分散和阻隔股東和公司的風險。商業銀行發放公司互保、聯保貸款，意味著公司要承擔債務連帶責任，讓公司的性質發生了改變，公司變成了普通合伙企業局部的普通合伙人，雖然不承擔債務的無限責任，但要承擔債務的連帶責任。
　  
　  商業銀行發放公司互保、聯保貸款，在違反《公司法》的相關規定的同時，讓公司承擔了其他公司的債務。如果其他公司因誠信或經營管理問題還不上債務，互保、聯保公司作為保證擔保人，不得不替其他公司還債，額外的債務可能壓垮保證人公司，導致保證人公司倒閉、破產。
　  
　  如果聯保的企業鏈條足夠長，像600家企業聯保，會對區域經濟造成沖擊，同時產生局部系統性金融風險，處理不好會引發社會不穩定。
　  
　  如何防范化解互保聯保風險
　  
　  在經濟景氣時期，商業銀行發放企業互保、聯保貸款，商業銀行和企業都有收益，這是一個高收益、低成本、風險被掩蓋的銀企商業合作模式。
　  
　  在經濟下行期，被掩蓋的風險一旦兌現，商業銀行和企業便雙雙失去了收益，這種銀企商業合作模式經不起考驗，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在所難免。
　  
　  防范和化解企業互保、聯保貸款風險，首先，商業銀行應刪繁就簡，撕下互保聯保的面紗，拋棄形式主義，為企業降低成本，給信用好的企業發放名符其實的信用貸款。
　  
　  《商業銀行法》第三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經商業銀行審查、評估，確認借款人資信良好，確能償還貸款的，可以不提供擔保。”法律規定商業銀行可以發放信用貸款，要求商業銀行摒棄發放貸款就一定要擔保的錯誤觀念。
　  
　  但商業銀行不該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以避免腐敗問題。商業銀行的關系人包括商業銀行的董事、監事、管理人員、信貸業務人員及其近親屬，以及這些人員投資或者擔任高級管理職務的企業和單位。
　  浙江泰隆商業銀行用“三品三表”衡量中小企業的信用好壞，值得其他商業銀行學習和借鑒。企業的“三品三表”是：企業主人品、產品、所擁有物品以及水表、電表、海關報表等軟信息。
　  
　  第二，商業銀行應當在經營管理中把信用當作自己的生命。信用是商業銀行生存和發展的核心，商業銀行的品牌以信用為基礎。商業銀行大多實行垂直化管理，分支機構的管理鏈條很長，像國有控股商業銀行有總行、省級分行、市級分行、支行和分理處5個層級，基層的3個層級時常有損害銀行信用的現象發生。在發放貸款時，有些基層銀行管理人員給借款企業搭售條件，要求借款企業給銀行管理人員的關系企業作貸款擔保，導致企業互保、聯保貸款沒有以平等、自愿為前提，這是引發企業互保、聯保貸款風險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業銀行應當領銜推動建立完善的中國企業信用評級體系。企業信用評級體系完善后，商業銀行給AAA級信用企業發放信用貸款，既可以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又可以提高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和降低放貸成本。在中國企業的信用評級體系沒有建立之前，商業銀行應當有自己的企業信用評級體系或標準。在互保、聯保的企業信用是相同等級的前提下，互保、聯保的企業還款能力相同，貸款風險不會兌現。如果信用不同，信用等級低的企業會把信用好的企業拉下水，并成為整個互保、聯保貸款鏈條的導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