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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正在由戰略構想步入全面實施階段。從未來發展大趨勢看，如何加快構建面向亞歐的自貿區網路，促進雙邊/多邊FTA或BIT協定談判，落實推動多/雙邊直接投資政策，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自由、公平、公正的全球開放性多邊貿易和投資體系建設，最終建成“一帶一路自貿區”將重構全球經濟新格局。
“一帶一路”有望構建新的全球經濟大循環。第一，“一帶一路”將形成全球第三大貿易軸心。“一帶一路”地區覆蓋總人口約46 億（超過世界人口60%），GDP 總量達20 萬億美元（約全球1/3）。區域國家經濟增長對跨境貿易的依賴程度較高，2000年各國平均外貿依存度為32.6%；2010年提高到33.9%；2012年達到34.5%，遠高于同期24.3%的全球平均水平。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計算，1990-2013年期間，全球貿易、跨境直接投資年均增長速度為7.8%和9.7%，而“一帶一路”相關65個國家同期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3.1%和16.5%；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后的2010-2013年期間，“一帶一路”對外貿易、外資凈流入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個百分點和3.4個百分點。“一帶一路”正在形成除大西洋貿易軸心和太平洋貿易軸心之外，新的以亞歐為核心的全球第三大貿易軸心。預計未來十年，“一帶一路”出口規模占比有望提升至1/3 左右，成為中國的主要貿易和投資伙伴。
第二，“一帶一路”將構筑新的雁陣模式。雁陣模式的核心是產業轉移。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再到東盟其他國家，東亞國家和地區通過產業的依次梯度轉移，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實現了整個地區的經濟騰飛，形成“雁陣模式”。上世紀80年代，亞洲形成以日本為核心的雁陣模式，其中日本以其先進的工業結構占據了雁陣分工體系的頂層，新興工業化經濟體處于第二梯度，我國及東盟諸國為第三梯度。三個梯度分別以技術密集與高附加值產業、資本技術密集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為特征。
隨著我國產業結構升級以及日本經濟持續衰退，過去以日本為雁首的亞洲產業分工和產業轉移模式逐漸被打破。根據勞動力成本和各國的自然資源稟賦相對比較優勢，未來5年，我國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和資本密集型行業有望依次轉移到“一帶一路”周邊及沿線國家，帶動沿線國家產業升級和工業化水平提升，構筑以我國為雁首的新雁陣模式，要充分挖掘“一帶一路”區域國家經濟互補性，建立和健全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促進泛亞和亞歐經濟一體化。
然而，加強“一帶一路”區域貿易投資合作還須克服諸多難題。首先，區域整體發展水平和市場規模較低。根據57個主要國家的統計計算結果顯示，2013年人均GDP水平低于1萬美元（世界平均水平是10500美元）的國家有35個。這些國家的人口總數達到39.5億人，占全球的55.33%，但GDP僅占全球的20%；人均GDP為3862美元，僅相當于這一區域平均水平的76.5%和全球平均水平的35.7%。
其次，高水平經濟一體化建設明顯滯后。雖然絲路地區人口眾多、距離相近，具有深化彼此之間經濟關系的有利條件，但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巨大、地緣政治復雜等原因，缺乏以本地區成員為主、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多邊自貿安排和有效合作機制，制約了區域內合作的深度和廣度。
第三，區域內貿易占比相對較低。和歐盟、NAFTA以及東盟等在區域一體化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的地區相比，“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面向區域內國家的出口和進口在全部對外貿易中的比重比較低。過度依賴于外部市場，受到區域外經濟波動沖擊的風險較大，同時有可能加劇區域內經濟體之間的惡性競爭，壓低區域整體的貿易收益水平。
第四，貿易往來存在較多壁壘和障礙。當前，“一帶一路”區域國家經貿合作還處于初級階段。如新歐亞大鐵路途經多個國家，軌距不同，換軌操作費時耗力，各國口岸合作機制尚未形成，通行便利化程度不夠，物流成本偏高，一些國家的港口設施落后，增加了相互商品和服務流通的困難程度。
因此，立足于當前現狀，“一帶一路”以推動實現區域內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為重點，促進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建立，包括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能源資源合作、園區和產業投資合作、貿易及成套設備出口等領域，將依托沿線基礎設施的互通互聯，對沿線貿易和生產要素進行優化配置，形成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和“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是未來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