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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中：認真總結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

3月5日下午，全國政協委員、原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李毅中在全國政協經濟界別小組討論會發言時，回顧了2008年中央政府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時的政策出臺過程。
　  
　  3月5日上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向大會報告過去五年的政府工作，并對今年工作提出建議。在京出席第十二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全國政協委員列席了這次會議。
　  
　  溫家寶請各位人大代表審議國務院工作報告，并請全國政協委員提出意見。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的第一部分談到，“回首這五年，面對國際經濟形勢復雜多變、持續低迷的嚴峻挑戰，中央科學判斷、果斷決策，有效避免了我國現代化進程因巨大的外部沖擊而出現大的波折，實踐證明這些決策部署是完全正確的。”
　  
　  李毅中委員在參與當日下午全國政協經濟界別小組討論時發言稱，他很贊同總理的這個結論，“實踐證明，當時的部署是完全正確的”，現在不能反過來對應對危機的措施過多指責，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李毅中說，回頭看，形勢變了，原來的刺激政策需要退出，但不能說當時的決策是錯誤的。一件事情不能十全十美，總是有利有弊。現在應該花力氣總結我們應對危機的經驗和不足，以利于未來怎么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重要的位置，適當降低經濟增速，推動改革、創新、開放，使我們的經濟健康發展。
　  
　  以下為李毅中小組討論發言實錄。
　  
　  李毅中：2007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是“穩健的財政政策，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當時還要防止經濟過熱。但僅半年，到2008年7月，就改成“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是180度的轉彎，是形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我記得在6月底，“5.12”汶川地震剛剛安定下來，我陪總理到江蘇無錫國棉一廠視察。這次視察前，不斷有簡報和信息反映紡織行業全行業虧損，出口出不去，導致出口型企業停產、關門、倒閉、工人下崗失業。
　  
　  在現場的小型座談會上，總理就問無錫國棉一廠的老總，“你講講紡織工業怎么了，出現了什么問題？”老總是一個“老紡織”，他說，“總理你讓我講真話還是讓我講假話？”總理說，“當然講真話，怎么能講假話。”老總就說，現在的紡織行業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困難的一年。
　  
　  我們當時一聽都一震。改革開放三十年形勢大好，你怎么說最困難。
　  
　  這位“老紡織”詳細講了從2007年年底出現的國際經濟低迷，出口出不去，紡織占了出口量接近三分之一，這是紡織行業的狀況。他說，“我們無錫國棉一廠是全國紡織行業的排頭兵，我現在都是這么個狀況，整個行業可想而知了。”
　  
　  經過調查研究以后，政府很快做出了出口退稅一次、兩次、三次鼓勵出口的一系列政策。后來經過調研，又出臺了10個產業調整振興規劃，這個規劃既不是中長期規劃，也不是十一五、十二五規劃，而是應對危機三年解決一些突出的問題。
　  
　  中央政府在2008年年底出臺投資拉動政策，開始是2008年4季度先拿了4000億元，后來擴展到整個4萬億的投入，中央財政拿出來10800億，現在是11200多億。
　  
　  3G牌照提前發放也屬于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的短期應對措施。2008年12月25日，張德江同志突然給我打電話，說3G牌照馬上發。我以為聽錯了，因為原來計劃第二年人代會以后發。現在要求馬上發，是因為總理下決心了。
　  
　  當時3G牌照發放本身的條件已經成熟，再加上一個特殊的因素，而且三大運營商都有自有資金，不需要銀行貸款，拿出2000億的自有資金就可以拉動6000億的投入，這對應對危機能起重大作用，所以決定提前發放。
　  
　  再比如1.6升汽車排量以下購置稅減半的問題。這個政策的確把潛在的購車需求提前釋放了，使已經走下坡路的汽車工業扭虧為盈，而汽車工業在2008年7、8月時出現了全行業虧損。
　  
　  我記得2008年12月初的時候，總理給我打電話，說美國政府拿出幾百億美金扶植三大汽車，德國政府獎勵購買汽車，一輛車補貼5000馬克，我們有什么辦法拉動經濟呢？一個股市，一個房市，一個車市，趕緊商量，發改委和財政部拿出方案來。
　  
　  經過各方醞釀以后，提出來1.6升排量以下購置稅減半。決定這個政策的時候，財政部已經捉襟見肘。我記得和謝旭人(時任中國財政部部長)商量，他說，毅中你別再出主意了，我兜里沒錢了。
　  
　  我記得后來還是下決心出臺了這個政策。出臺在2009年春節前，趕上購車的高峰。出臺以后到2月份形勢大為好轉，汽車工業扭虧為盈，以至于創造了2009年這一年世界汽車工業蕭條而我們的汽車產量一年增長7%的奇跡。
　  
　  我舉的這些例子最后形成的是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講的一攬子計劃。什么一攬子計劃呢？
　  
　  一是投資拉動。投資拉動中，基礎設施是一部分，主要還是在民生工程、公益性工程、農田水利，再加上基礎設施，高速鐵路、高速公路、飛機場等等。
　  
　  二是十大產業振興規劃。調整振興規劃，是因為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實體經濟。實體經濟主要是工業，工業主要是這九個工業行業加上流通，當時想搞房地產，搞不出來，所以，它是有針對性的對癥下藥。
　  
　  三是16項科技重大專項。項目現在還在攻關，追加投資；鼓勵企業進行技術改造，一年拿200億中央財政貼息，兩年拿400億，帶動10700億技術改造投入。
　  
　  四是健全社保。社保方面的改革是老百姓解除后顧之憂，愿意把錢拿出來去拉動消費，它是一攬子計劃中的一部分。
　  
　  當時的經濟形勢非常不好。從工業來看，2008年6月份，當月工業增加值增幅16%，接著像過山車似的急劇下滑，16%、14%、13%、10%、8%、7%、6%、最低到了2009年1、2月份，工業增加值增幅僅為2.8%。
　  
　  當時總理擔心經濟出現負增長，真出現負增長，影響就會很大。經過中央的審時度勢，充分調查研究，全國人民上下團結一致，各地方、各行業努力之后，必須承認中國是率先走經濟低谷的國家。
　  
　  中國的整體經濟在2009年開人代會的時候開始有所好轉，盡管當時的數據還很扭曲，解釋不了。經過2009年二季度的調整，上半年形勢就比較明朗，經濟開始回潮。
　  
　  當然，應對危機采取的措施，只是在特殊情況下采取的特殊辦法，而不是常規措施。在當時經濟大幅度下滑的情況下，用通俗的話說，這些措施是強心針，否則經濟就有可能崩潰。
　  
　  當然，這些措施也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比如現在大家評論的固定資產投資一年增長30%多，造成地方債務問題，產能過剩問題。再比如說我們搞技術改造力度還不夠，創新能力不強。還比如說淘汰落后、節能減排力度不夠。
　  
　  在那種情況下，淘汰落后工作非常難，怎么能讓市場機制去起作用？首先是企業能夠保住，能夠活下來。
　  
　  我記得當時在工業企業中有一句口號，叫做“在金融危機中不裁員、不減薪”。這個口號對不對？我覺得對，在當時的情況下繼續保持穩定，必須是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抱團取暖，這是對的。但回過頭來仔細琢磨這兩句話，它不符合市場規律。在那種極端困難的時候，肯定要有企業破產，有企業退出，肯定要下崗分流，肯定要減少收入，獎金也不能再發那么多了。在極度困難的時候不減薪，不減人，什么時候減薪減人？所以，實事求是講，改革在那種情況下可能要放緩一點。
　  
　  當時最迫切的任務是要穩定增長，不要使經濟下滑，以致負增長。真如此，問題就嚴重了。工業如果負增長，GDP肯定就負了，那個影響就大了。所以，現在回過頭來，要客觀、科學的總結中央應對危機的一系列決策。
　  
　  剛才說的情況是2008全球經濟危機前三年的情況。后兩年遇到的問題和那個時候遇到的問題又有不同，它比較平緩平滑。
　  
　  首先，宏觀調控所希望看到的經濟速度不能再那么高，那么高的速度，環境支撐不了，能源支撐不了，資源支撐不了，進口依存度越來越高。其次，經濟發展也不能再過度依賴于國際市場，國際市場一蕭條，進出口大幅度下滑，我們就要被迫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主線。經濟運行到那時，既有大勢的問題，也有積累的問題，還有眼前矛盾交織的問題，防止經濟過快下滑。所以，中央在宏觀調控上采取了一些辦法。
　  
　  這些辦法各有評說，有不同意見，但總的來看還是起效果的。
　  
　  我覺得，現在提出的一些措施都是應對危機以后，總結經驗教訓得出來的，是得當的。比如，我們要把發展建立在以擴大內需為主的基點上，不能過分依賴于國際市場。擴大內需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消費，一個是投資，更主要依靠消費拉動。這就提到分配制度的改革，提到產品的品種、質量，讓人民放心，提到社會保障，讓人民解除后顧之憂。我們還提出投資拉動的規模不能過大，年增長30%多不行，現在降到20%。更主要是調整投資結構，更多靠內涵式發展，靠技術改造拉動，淘汰落后，防止避免化解產能過剩的問題。提出創新驅動企業是主體，這一路徑解決了我們的核心技術、關鍵技術、發展戰略新興產業。提出加快改革開放，更大的勇氣和智慧推動改革開放，在改革上要有總體設計，頂層設計，要有路徑圖，要有時間表。而且重點指出了財政、稅收、價格、金融和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我覺得這些正確的政策，都是在總結應對危機的經驗和不足上得出來正確的途徑。
　  
　  因此，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部分最后一句話說，“實踐證明，這些決策部署是完全正確的。”我覺得應該統一認識。
　  
　  我們要總結應對危機的經驗不足，或者是教訓。但是要在那個特定的環境下，特定的情況下采取一些非常規的措施，有些是迫不得已，第一，經濟不能垮掉，企業不要垮掉，用張德江同志的話講“要留住企業這個根”，這些措施歷史自有評說，我覺得現在不能反過來對應對危機的那些措施進行過多的指責，這也不是實事求是。
　  
　  所以，我很贊同這句話，“實踐證明，這些決策部署是完全正確的”。回過頭來，情況變了，形勢變了，過去有些做法現在不能延續，某些刺激消費的政策又要退出。
　  
　  對于“1.6升汽車購置稅減半”，就有人批評，城市道路搞成那么堵，都是工業和信息化部搞的。你們說發展小排量汽車，這個批評我們也要聽，也有道理，但你不能說當時的決策是錯誤的，如果沒有那個決策，汽車工業垮掉了，它的產業鏈很長，我們的損失可能更大。
　  
　  一件事情不能十全十美，總是有利有弊，我覺得現在應該是花點力氣總結我們應對危機的經驗和不足，以利于我們今后怎么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把速度適當放緩，更加推動改革，推動創新，推動開放，使我們的經濟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