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深圳原市長李子彬，談深圳的“二次創業”
發布日期：2020-10-13
他說，深圳的第二次創業，對政府執政水平和組織管理經濟社會能力提出嚴峻考驗。深圳最早提出簡政放權，率先進行審批制度改革，探索打造廉潔高效政府，其中不少舉措開創了我國改革的先河，早于全國大多數城市十幾年時間。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深圳“三來一補”等低端增長方式走到了盡頭。1995年，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二次創業”，由“三來一補”、加工貿易為主的產業結構向電子信息、生物技術、新材料產業為重點的高新技術產業轉型，初步建立起現代產業體系；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實現兩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到2010年，把深圳建設成現代化國際性城市。
這次轉型，為深圳崛起奠定了基礎。轉型成功的背后，是深圳從90年代中期就開始政府轉變職能，大刀闊斧推動自身改革，為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新型政府進行大膽探索。
近日，深圳原市長李子彬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回憶這段“刀口向內”的政府改革歷程。他說，深圳的第二次創業，對政府執政水平和組織管理經濟社會能力提出嚴峻考驗。深圳最早提出簡政放權，率先進行審批制度改革，探索打造廉潔高效政府，其中不少舉措開創了我國改革的先河，早于全國大多數城市十幾年時間。
李子彬出生于1940年，1991年12月任原化學工業部副部長，1994年11月出任深圳市委副書記、副市長，次年5月任深圳市長，2000年他調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2006年，李子彬退休后，創辦了中國中小企業協會。
談履新市長后亟待解決的問題
“通過50天調研對五個方面問題提出了解決對策及今后施政的重點”
新京報：你履新深圳市長時，是如何打開局面的？
李子彬：1994年11月5日，我從北京到深圳報到。從機場到迎賓館的路上，馬路兩側一片片廠房鱗次櫛比，一棟棟高樓拔地而起，到處是熱火朝天的工地。從化工部副部長到深圳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市長，級別沒有變化，面對的卻是新的工作、新的挑戰，需要更加努力地學習、工作，擔負更重的責任。
到深圳上班后，前50天，我基本上按照中央領導指示，集中力量進行調研，熟悉情況、了解干部。除了參加市委常委會議、市政府常務會議以外，我很少應酬。哪怕中央領導、外省市領導來，一般都是市里其他領導去陪同。我用近兩個月時間，到龍崗、寶安、羅湖、福田、南山五個區，市政府三十多個部門，以及重點單位，如鹽田港、深圳機場、大亞灣核電站等單位，進行深入調研，了解情況，熟悉干部。
1995年1月1日，我向時任省委書記專程匯報。匯報了深圳市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重大成績及存在的突出問題。我根據調研了解到的情況和問題提出了今后深圳經濟社會發展的工作思路，針對存在的五個方面問題提出了解決對策及今后施政的重點，得到省委書記充分肯定和堅定的支持。
新京報：機關作風存在哪些具體問題？
李子彬：深圳特區創業時期，黨政機關以辦事效率高、服務質量好聞名，機關人員精干、紀律嚴明、作風清廉是深圳的一大特色和優勢。但隨著深圳的經濟增長和城市發展，黨政機關日益膨脹，機關作風開始蛻化,為人民服務、為基層服務的觀念淡漠了， “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衙門作風和消極腐敗現象滋生。
經濟特區成立初期的那種高效率沒有了，機關干部干勁十足、工作夜以繼日、辦公大樓晚上燈火通明的火熱場景已經很少見。不少外商和老百姓反映我們的機關效率不高，辦事環節多、周期比較長，某些部門和公務員“吃、拿、卡、要”，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現象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內地還嚴重。
據說，企業到政府部門辦事，都要拎一個大袋子，里面裝滿小禮品，遞交材料的同時送上小禮品，以求事情辦得順利、辦得快。少數政府工作人員的腐敗和官僚主義，已經讓市民和企業感到厭惡。北京一些部委和國內一些省、市對此也有議論。這樣發展下去，勢必影響經濟建設和外商及內地企業來深圳投資的熱情，甚至影響到黨和政府的形象。
新京報：作為市長，看到這些問題著急嗎？
李子彬：我很著急。轉變政府職能，建設廉潔高效政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的企盼，也是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保障。自特區建立伊始，深圳就積極探索建立“小政府、大社會”的行政管理體制，但距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還有較大差距。
深圳的第二次創業，提出了建設現代化國際性城市的宏偉目標，起點更高，難度更大，政府執政水平和組織管理經濟社會能力面臨著嚴峻考驗。我決定從改革和制度建設入手，以整頓機關作風，整治“三亂”，改革政府審批制度，全面實施土地使用權公開招標、拍賣，建立有形建筑市場，改革政府采購制度為突破口，標本兼治，鏟除產生消極腐敗的土壤。
實際上，深圳這些打造廉潔高效政府的探索和實踐，其中不少重大舉措開創了我國改革的先河。
任深圳市長時的李子彬
談整頓機關作風
“完善公務員制度，建立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打造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是改進機關作風、提高辦事效率、加強機關建設的突破口”
新京報：為整頓機關作風，提出了哪些舉措？
李子彬：加強機關建設是深圳第二次創業的基礎性工作，整頓機關作風刻不容緩。在1995年5月召開的市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我當選為市長。6月8日，在本屆市政府第一次常務會議上，我提出要大力整頓機關作風，改進服務態度，提高辦事效率。
完善公務員制度，建立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打造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是改進機關作風、提高辦事效率、加強機關建設的突破口。1995年10月9日，市政府整頓機關作風的“22條”措施——《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強機關建設的若干規定》正式出臺。“22條”打破了公務員的“鐵飯碗”：突破《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的規定，在公務員三檔考評標準“優秀”“稱職”“不稱職”的基礎上，增加了一檔“基本稱職”。1996年初，市政府辭退了上一年度考評中被評為“不稱職”的34名公務員；105名被評為“基本稱職”的公務員到深圳行政學院離崗培訓3個月。
“22條”全面推行崗位輪換制度。1996年上半年，市政府36個正局級單位中，正處級干部崗位交流比例達到53.6%，副處級干部崗位交流比例為41.4%。實行嚴格的崗位輪換制度，對保障公務員特別是一些在“敏感”崗位上的公務員的廉政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22條”力度之大，國內少見，在公務員隊伍中引起很大震動。政府部門工作作風轉變的效果顯著。
從1998年12月開始，市委市政府進一步整頓機關作風，通過“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查擺問題。在半年的時間里，全市81個黨政機關共自查出問題和需要改進的地方1145個，聽取企業和群眾意見、建議1488項，各機關針對突出問題提出整改措施990條。
談整治“三亂”
“‘三亂’問題嚴重，企業不堪重負，堅決整治‘三亂’是改善特區投資軟環境的一項根本性任務”
新京報：任市長時，你為改善投資環境在全國率先整治“三亂”，可否詳細介紹？
李子彬：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是深圳實現第二次創業目標的“絆腳石”，企業和群眾對此不正之風反映強烈。
1995年8月3日，我在本屆市政府第一次全會上向政府成員通報了一組“三亂”數字：到 1994 年末，全市共有行政事業收費部門和收費單位1055個，收費項目1842項，收費人民幣17.7億元、港幣18.7億元，收費總額相當于當年稅收總額的一半。制止亂收費不是政府什么費都不收，有些收費是合理的。問題是某些部門擅自增加收費項目，有的擅自提高收費標準。“三亂”問題嚴重，企業不堪重負，堅決整治“三亂”是改善特區投資軟環境的一項根本性任務。
整治“三亂”的重要措施是實行“兩證一簿”制度和“收支兩條線”管理制度：給每個企業發一本收費登記簿，上面列明收費項目、收費標準，沒有的項目不準收費；收費單位要出示收費員證、收費單位許可證；實行“票款分離”，收費委托銀行代收，統一進到市財政局賬戶，取消了“收費”按比例返還，與收費單位完全脫鉤；收取的費用全部上繳財政，政府機關所需經費由財政統一劃撥。此外，對一些編制內沒有但又確實需要的人員，市、區、鎮三級財政做預算時，實事求是地把經費安排進去，打開了“正門”自然就堵住了亂收費的“邪門”。
1995年下半年到1996年末，市政府大力整治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著力開展了清理行政事業性收費。重點整治公路、供水、供電、郵電部門的“三亂”問題，清理中小學亂收費，糾治向企業、農民亂攤派、亂收費、亂拉贊助的不正之風。市政府頒布了《制止和糾正行政事業部門、單位非法收費的若干規定》，進一步明確對各種不正之風的處理規定和量紀標準，完善各種辦事程序，充分體現了防范功能。由于剎住了“三亂”之風，廣大企業拍手稱快，顯著地改善了深圳市投資環境。
談率先進行審批制度改革
“政府審批制度改革伊始，遇到重重阻力，核心問題是觸動了一些部門的權力和利益”
新京報：深圳在全國率先進行審批制度改革，是怎樣的背景？
李子彬：1995年，深圳進入第二次創業階段。按照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市政府職能的轉變還沒有真正到位，突出表現在，政府部門的審批仍然過多、過濫，審批行為不規范。企業普遍反映，近一兩年來，雖然機關工作作風有所改善，但政府部門的審批事項卻沒怎么減少，反而有不斷增多、不斷強化的趨勢。不少職能部門只重審批、抓權力，不抓大事，忽視對全市經濟的宏觀管理和行業管理。不少部門表面上看起來忙忙碌碌，但該管的事情實際上沒管好。這種狀況直接影響了深圳投資環境的改善和公平競爭機制的建立，也影響了政府部門的高效運作和公正廉潔。
深圳行政體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1997年初，市委市政府在國內率先啟動政府審批制度改革，為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找到了切入點和突破口。在推動政府職能轉變中，1997年3月6日，市政府成立“改革審批制度、轉變政府職能調研小組”，由常務副市長李德成任調研小組組長。經過半年時間，基本摸清了情況，全市共有審批事項737項，核準事項371項。審批制度存在五大弊端。
1997年12月，市委市政府成立了“深圳市政府審批制度改革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我擔任組長，李容根、李德成同志任副組長。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市體改辦，由張思平同志兼任辦公室主任。在半年多時間調研的基礎上，市政府起草了《深圳市政府審批制度改革實施方案》。在制訂《實施方案》時，我定下這次改革的四個原則：不能因為審批制度改革而弱化了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能夠由市場調節的，堅決放開；對于保留的審批及核準事項，依法進行規范；加強審批行為的監督及審批后執行情況的監管。
改革后，審批事項由原有的737項減少到310項，減幅57.8%；核準事項由原來的371項減少到321項，減幅為13.7%。
1997年12月17日，《深圳市政府審批制度改革實施方案》提請市委常委會議審議，獲原則通過；1998年1月25日，市委市政府正式頒布實施該方案。
通過審批制度改革，使政府部門從繁忙的審批業務中解脫出來，轉到依法加強宏觀調控，制定市場規則，實施監督管理，加強為企業和市民服務上來，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規范運作。
新京報：這項工作阻力大嗎？
李子彬：審批制度改革是政府自己革自己的命，是對傳統行政管理制度的一場變革，工作的復雜性和艱巨性遠遠超過其他方面的改革。
政府審批制度改革伊始，遇到重重阻力，核心問題是觸動了一些部門的權力和利益。一些部門有種種顧慮，概括起來不外乎三點：一是擔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未完全在深圳建立，法律還不完善，如果減少審批會削弱政府的宏觀管理職能；二是擔心取消、減少審批權，會減弱或取消了本部門的行政決策權；三是擔心取消審批權會導致本部門管理職能減少，在即將進行的政府機構改革中，機構和人員有可能被精簡、撤并。
市政府各部門通過清理自查，上報市政府審批制度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要求保留的審批和核準事項達1100項，涉及作為審批依據的各類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有2360多項，最多的一項審批涉及9個文件。改革辦公室的同志要加班加點一篇篇查，一字字地看。改革辦公室確定或取消的任何一項審批項目，都要逐一與有關部門進行協調。為此改革辦公室在幾個月時間里與各有關部門開過87個協調會。其中最多的一個部門協調了6次。
審批制度改革界定了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職能、任務、地位和作用，明確了政府應該管什么、怎么管，使政府從日常繁多的審批事務中解放出來，依法抓大事，抓宏觀管理，強化了為企業和群眾的服務，提高了辦事效率。這對深圳真正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改善投資環境，推動建設廉潔高效政府，有著重要的意義。
深圳的這項改革在全國產生了積極影響，《深圳市審批制度改革若干規定》正式公布實施后，全國有23個省、自治區、市來深圳了解情況，有些兄弟省市著手進行政府審批制度改革。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深圳繼續發揮了經濟特區的示范作用。
任深圳市長時的李子彬
談特區40年感悟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
新京報：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你最想說些什么？
李子彬：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面對深圳的崛起，我的心情難以平靜，感悟良多。深圳人民發揚艱苦創業的拓荒牛精神，敢為人先，敢闖敢試，大膽改革，加快開放，艱苦奮斗，率先沖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最早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往事歷歷在目。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我與全市人民一起進行第二次創業的歲月，成為我一生中的重要經歷，成為我永遠難忘的記憶。
回顧深圳走過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可以自豪地說，深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行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范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有力印證。深圳的成功實踐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新京報：去年中央提出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你有哪些期待？
李子彬：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兩大國家發展戰略，深圳的改革開放進入“五位一體”發展的新時代，開啟了打造國際標桿城市的新征程。因改革開放而誕生的深圳經濟特區要將改革、開放、創新的旗幟舉得更高，努力把深圳建設成為全球科技創新中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城市，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再立新功。
國家5A級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