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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編者按：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今年經濟增速目標的影響引發深入討論。其中，有觀點建議下調年度經濟增長目標。對此，中國社科院財經院綜合經濟研究部副主任、清華大學ACCEPT研究員馮煦明的觀點是，既無必要下調，也不宜下調，在國內疫情未來不出現嚴重反復的情況下，仍應堅持和努力實現6%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他分析指出，輔以適度的逆周期調節政策，今年全年實現6%左右的增速是完全有可能的。目前我國實施逆周期調控的工具和空間較為充足，具備加大周期調節力度的可行性。基礎設施和民生領域均存在重大短板，逆周期調控有實實在在的現實需求和發力點，只要規劃執行得當，不會產生后遺癥。
一、今年經濟增長目標無須下調、不宜下調的六點原因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后，有觀點建議政府下調年度經濟增長目標。筆者認為，在國內疫情未來不出現嚴重反復的情況下，仍應堅持和努力實現6%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既無必要下調，也不宜下調。
原因主要有如下六點：
其一，輔以適度的逆周期調節政策，今年全年實現6%左右的增速是完全有可能的。
毋庸諱言，疫情作為一個“黑天鵝”事件，短期內給中國經濟造成了不小的負面沖擊。但二月底以來，湖北以外地區的復工復產加速，從用電量等數據推斷，目前工業經濟活動已經恢復到正常情況下的60%以上。綜合考慮服務業的復工滯后，以及煤炭、電力、公共服務等連續作業活動，總體經濟活動大致已經處于正常情況下的四成以上。
根據國家衛健委公布的病例時間序列數據，基本可以斷定，湖北和全國的疫情都已邁過了拐點，接下來經濟活動還會進一步加速恢復。綜合已有信息的測算結果顯示，今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速預計將放緩至2%左右。
按照過去四年各季度平均權重推算，在第一季度經濟增長2%的前提下，第二三四季度須要達到平均7.12%以上的增速，全年方能實現6%的增長目標。假設第一季度受疫情影響的經濟活動中的一半在后續三個季度得到回補，那么二三四季度的逆周期政策只需要提振0.56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即可。按照2019年99.09萬億的經濟總盤子計算，這相當于大約4300億元的增加值，所需逆周期調節政策的力度在能力范圍之內（如果第一季度增速放緩至0，那么對應的逆周期政策力度須帶動8700億元的增加值）。因而，只要疫情未來不出現嚴重反復，就沒有下調年度增長目標的必要。
其二，當前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速度已經處于潛在增速水平之下，產出缺口為負，應當采取逆周期調節政策。
判斷產出缺口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指標，是一般價格水平。當前，我國的一般物價水平呈現嚴重的結構性分化特征，但是有兩點信息是明確的，不存在爭議：
一是工業領域呈現通縮風險。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增速去年持續低于1%，下半年至今持續負增長。多數制造業行業處于產能未充分利用的狀況，二季度復工復產之后，這種格局將很快再次凸顯。
二是表征一般物價的“核心CPI”較弱。去年二季度以來CPI增速的上升主要是由于豬肉及少數食品價格導致的。豬肉價格今年2月份比去年同期上漲了135%，僅此一項，就帶動CPI上漲了3.19個百分點。今年2月份核心CPI同比僅上漲為1%。邊際上，“拿掉豬肉，全是通縮”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
可見，總需求不足是當前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特征。經濟運行已經低于潛在增速，有必要通過加強逆周期調節縮窄產出缺口，減少要素和產能浪費。。
其三，目前我國實施逆周期調控的工具和空間較為充足，具備加大周期調節力度的可行性。
財政政策方面，不論減收還是增支，都需要考慮赤字條件的現實約束——我國政府債務率總體不高，在把握動態預算平衡的原則下，短期內具備提高赤字率的空間。在疫情沖擊之下，可以暫時適度放寬3%的經驗警戒線。與慣常的直觀認識相反的是，這種情況下，如果嚴格恪守靜態財政預算平衡，不僅不會降低債務率，反而在分母萎縮下可能導致債務率升高。歐元區一些國家在這點上曾經有過深刻教訓。而且，當前隨著國債市場利率的下降，政府債務持有成本大幅降低。
貨幣政策方面，我國的廣譜利率水平明顯高于美歐日，在國民儲蓄率較高的情況下，具備降低利率的空間。而且，實體企業和居民也確實亟須降低融資成本。國際收支基本穩定為降低利率提供了可行性。
其四，基礎設施和民生領域均存在重大短板，逆周期調控有實實在在的現實需求和發力點，只要規劃執行得當，不會產生后遺癥。
我國在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基礎設施領域均存在明顯短板：前者如支線鐵路、通用機場、醫療與公共衛生設施、城市市政基礎設施、國土建設、城鄉垃圾處理設施等；后者如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
民生領域的突出短板則更為突出，如：人口流入城市基礎教育學位不足、醫院床位不足，新一代農民工缺乏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不足，老舊小區改造任務量逐漸積累，等等。
建議以此次疫情為契機，實施“醫療與公共衛生補短板工程”，就像1997年特大洪澇災害之全國范圍內開展的加固堤壩、整頓“豆腐渣”工程一樣，既筑牢長期守衛國人健康的堤壩、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是短期內“穩增長”的一個有力抓手：
一是擴大高水平醫學類院校的招生規模。設立類似于“公費師范生”的“公費醫學生”國家培養計劃。從今年開始到“十四五”時期，累計提供50-60萬名醫學生全額獎學金招生名額。
二是順應醫療保健服務需求擴張之勢，一方面增加政府在醫療資源上的公共投入，另一方面放開市場準入，鼓勵更多的民間資金投入醫療領域。雙管齊下，增加醫療保健服務供給。
三是在各大中型城市應規劃建設合理數量的分級、分標準的公共衛生防疫醫院，與民防設施、石油儲備庫等一樣，成為國家應急戰略性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平常時期作為他用，一旦有大規模傳染病疫情暴發，確保能在很短時期內用于防疫治療。
四是健全畜禽養殖衛生防疫、鄉村垃圾處理等鄉村環境治理體系，筑牢鄉村公共衛生事業的第一道防線。
五是鼓勵發展多種形式的養老服務和老年護理機構，加快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老齡人口服務體系。
其五，今年的年度經濟增長目標關系重大，意義深遠，不應輕言放棄。
今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第一個“一百年”目標的收官之年。今年的年度經濟增長目標與“十三五”規劃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第一個“一百年”目標之間，是直接聯系的。根據去年第四次經濟普查之后的數據測算，實現翻一番的目標，今年的實際經濟增長速度至少應維持在5.6%以上。
其六，政府經濟增長目標的設定具有前瞻性指引作用，下調目標可能引發經濟增速進一步加速下滑。
在當前情況下，政府把今年年度經濟增長目標定為多少、是否下調，已經成為包括國內外眾多企業和金融機構在內的社會各界判斷中國經濟走勢時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如果下調經濟增速目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各行各業和國際金融市場對中國經濟前景的預期，成為一個內生變量，對企業和金融市場投資行為產生收縮傾向。
二、堅持和努力實現今年經濟增長目標具有特殊重要意義
幾年的經濟增長目標不僅僅是一個年度目標，同時也是中期“五年規劃”的目標、長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具有特殊重要意義。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幾代中國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傾注了無數人的智慧和汗水。如今，到了臨門一腳的關鍵關頭，是屏氣凝神、加力奮斗的時候。
有觀點認為，非要堅守某個“死目標”、不顧現實情況的變化，是教條，是本本主義。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
首先，上文已經說明，在考慮疫情沖擊的現實條件下，經過一定的努力，實現目標是完全有可能的。并非不考慮現實情況變化。
其次，我們可以簡要回顧“小康社會”目標從提出，到一步步發展、落實的過程。我想，任何一個對本國歷史懷有溫情感的人，只要對這個過程稍加了解，就不會再簡單認為建成小康社會是一個“死目標”，不會再認為堅守和努力實現這一目標是一種死教條。
（1）“小康社會”目標的提出
1979年的寒冬，鄧小平同志在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第一次使用“小康”這個詞，來描繪中國現代化的階段性目標。他說的很謙遜——
“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后的。”
時隔五年之后的1984年，鄧小平正式在深思熟路之后，提出了“小康社會”的概念。他指出：“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達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紀末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
又過了三年之后的1987年4月，鄧小平基于此前若干年改革開放取得的實際進展，進一步明確提出了“三步走”的戰略構思：
“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達到500美元，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是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1000美元，進入小康社會。第三步，在下世紀再用30到50年的時間，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4000美元，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同年10月，中共十三大正式把“三步走”的戰略構想寫入大會報告。自此，解決人民溫飽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的“三步走”戰略，成為我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綱領和指導思想。
（2）奮斗，艱辛，步步落實
此后，經過上世紀80年代農村和城市的一系列改革，以及沿海的特區建設，經濟社會活力得到明顯增強。到80年代末，我國基本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實現了建設小康社會的第一階段目標。在此過程中，也難以避免地發生了諸如高速通貨膨脹、局部社會動蕩等風險問題。
到在上世紀90年代，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形式風云突變的情況下，鄧小平同志發表南巡講話，猶如定海神針，打消了國際質疑，突破了西方國家的封鎖，堅定了社會各界改革開放的信心。此后，我國先后實施了分稅制改革、金融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一系列難啃的硬骨頭，頂住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到90年代中后期，實現了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的第二階段目標。
在總體小康階段性目標實現的基礎上，1997年，十五大提出了“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二零零零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的目標。2002年，十六大進一步提出“在本世紀頭二十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2007年，十七大在十六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明確提出“到2020年要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這期間，我國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和不確定性，突破國際阻力，加入了WTO；此后，又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國內經濟社會等多重挑戰。
2012年，十八大進一步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細化為，實現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簡稱“一翻番，兩同步”。
2017年，面對2020年收官日期的臨近，十九大提出要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習近平總書記在大會上還特別強調，要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
綜上所述，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當前……；從解決溫飽問題，到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期間，沒有哪一步是輕而易舉的，每一步都充滿了挑戰和不確定性，都需要付出努力和艱辛。不只當下不容易，以前每一個階段性目標的實現都不容易。
如果把改革開放比喻為一個人、而這個人有一個“小目標”的話，那么建成小康社會就是改革開放人格化的“小目標”。不是“死目標”，而是一個生動、鮮活、傾注了幾代人心血的目標。它經過了改革開放之后歷屆黨代會和五年規劃的細化部署，在一代代國人的辛勤付出和努力之下，才得以不斷向前推進。這一目標雖然不是金科玉律，但是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應輕言放棄。
不論是回首過去，還是展望將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堅持和努力實現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是對既定戰略和既往奮斗歷程的堅守，也是對未來新征程的接力。
三、與泥土相伴，追問真實世界的經濟增長潛力
作為一個經濟學研究者，每當進行諸如小康社會、五年規劃、GDP增長等宏大敘事的時候，我就時刻提醒自己，必須從經濟中千千萬萬真實的微觀主體行為出發，從實踐出發，去反復檢驗自己的判斷，盡量克服先入為主的成見，探求更真實的認知。我深知，經濟學不是密密麻麻的統計數字，也不是學術期刊上艱深復雜的數學模型，而是一門研究千千萬萬個人、企業、政府部門微觀行為和宏觀現象的學問。
英語里有個詞叫“down to earth”，意思是“務實、切合實際”，但我更喜歡按照字面意思來理解——腳踏實地，與泥土相伴。說到底，堅持和努力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不是某一個人或某幾個人的堅守，也不可能只依靠某一個人或某幾個人的努力就實現；而是要看千千萬萬中國企業、千千萬萬中國勞動者的意愿，要依靠無數微觀主體的共同努力才能實現。
那么，從經濟現實出發，從微觀主體行為出發，中國經濟當前的真實增長潛力如何？是否真的有必要下調目標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過去幾年時間里，筆者曾先后到十六個省份調研，去過上百個縣市區的企業、金融機構、政府部門、田間地頭，與各行各業的企業家、專業人士、普通勞動者對話攀談，也去了國外的一些地方。我觀察到的現象是：
第一，中國總體上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國家建設在硬件方面和軟件方面均存在不小的建設、追趕空間。盡管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和少數二線城市的城區已經不亞于發達國家，但是就全國來看，城鄉面貌、基礎設施、國土建設、生態環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建設需求巨大。這種情況即便在廣東、江蘇、浙江這樣的發達省份也普遍存在，更不用說廣大的中西部地區。認為中國基礎設施已經充足甚至過剩的觀點經不起推敲。
第二，絕大部分中國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仍然不高，對“掙錢”充滿熱情，對改善生活充滿企盼、動力實足。盡管人均GDP已經突破一萬美元，但是2019年全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30733元人民幣，也就是月均2561元；中位數更低，僅為26523元，月均2210元。全國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1559元，月均1797元。相比而言，城市高一些，農村低一些；一二線城市高一些，三四線城市縣城低一些。但總體上從全國來看，人均每月2-3千元的可支配收入，2千元左右的消費支出，這就是我們的基本經濟國情。從東部到西部，從城市到農村，人們對“掙錢”仍然充滿熱情，愿意為之付出汗水和辛苦，甚至犧牲健康和家庭。這是中國經濟經濟活力和韌性的微觀源頭。
第三，產業正在加速轉型，機遇和挑戰并存。制造業傳統行業總體上處于產能相對過剩的狀態，經營主體明顯分化：一方面，一些企業競爭力不足，在各種成本和壓力之下，利潤率越來越薄。不乏大量難以為繼者，破產倒閉者。另一方面，一些企業在競爭中更加脫穎而出，市場效率增強，創新能力增強，市場集中度提高。高端制造業發展迅猛。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成為新趨勢。與此同時，外部壓力近年來明顯增強，美國發動貿易戰，號召制造業回歸本土，逆全球化浪潮興起；越南、印度等周邊國家早期工業化如火如荼，正在迎頭趕上。筆者對中國的產業發展不悲觀，但也應當充分認識到當前國際競爭中“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客觀現實，增強緊迫感。
第四，經濟中存在大量供需結構性失衡的領域，通過要素再配置激發經濟活力的空間巨大。一些領域供給過大，但需求不足；一些領域需求旺盛，但缺乏供給。前者如傳統的服裝鞋帽制造、家具餐具小商品制造、普通鋼鐵制造、中低品質水果等等；后者如精益制造、健康醫療服務、家政服務、中高品質物業服務供給、幼兒陪護和教育、老年陪護、創意產業等等。坦率而言，這些供需失衡并不涉及太復雜的技術創新短板，而是主要受制于制度和政策藩籬。只要在制度上深化改革，稍加政策助力，就能在釋放存量要素資源，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創造新的、更有效的生產活動。例如，醫療服務供給受制于醫療體制，家政服務供給受制于戶籍制度和城鄉分割治理，農民工住房和基本社會保障受制于“人地掛鉤”、“人財掛鉤”改革的滯后……諸如此類的改革一旦落實到位，很快就能催生出巨大的市場需求和供給，創造出現實的經濟增長。
四、經濟增速下行存在慣性，應當加以政策應對
建議調低經濟增長目標的人往往還有一個常見的理由——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速度已經在下行了，要順應這種趨勢，“不能違背經濟規律”。
筆者部分認同潛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判斷。相比于十年前兩位數以上的增長速度，當前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的確降低了。然而，是否需要逆周期調控，看的不是潛在增速本身，而是實際增速與潛在增速的相對高低，或者說產出缺口。上文已經說明，中國經濟當前的運行速度低于潛在增速，產出缺口為負。這里筆者想強調的是另外一點：經濟規律與人的主觀能動性之間的辯證關系。
一方面，經濟運行的確存在一定的規律。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也是經濟學作為一個學科存在的意義。歷史上曾經一段時期，我國因為違背經濟規律，走“人定勝天”的極端，從而遭受了不小的挫折。
但另一方面，也不應忽視人的主觀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經濟增長歸根到底是無數微觀主體行為的集合的表現。根據增長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其他國家的經驗，經濟增速會隨著發展水平提升而降低；但是，增速放緩的快慢和節奏，并非注定，而是需要政策把握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迄今為止基于國際經驗比較得出的所謂“規律”的可靠性仍然是有條件的，可參照性也是不完全的，最典型的例子：研究經濟增長國際經驗的計量經濟學實證論文多以一百多個國家為樣本，而其中又以非洲國家和拉美國家占多數。對一個14億人口、一省相對于一國的超大規模經濟體而言，基于上述小樣本分析得到的“規律”在多大意義上具有參考意義？是一個問題。）
強調經濟增速放緩規律重要性的學者，也應當認識到另外一條經濟規律——經濟增速是存在慣性的。上行期有上行的慣性，下行期有下行的慣性。造成慣性的原因，既包括經濟主體的預期和情緒，也包括“金融加速器”等機制。
2007年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由14%以上，連續突破多個關口，持續放緩至2019年的6.1%，增速下降了超過一半（圖1）。按照過去八年的平均降幅，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應對措施，只需再過4年時間里，經濟增速就可能進一步自由滑落至4%以下。對于一個人均GDP剛剛達到1萬美元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發生，那就意味著“中等收入陷阱”。
在開車下坡的時候，踩剎車和不踩剎車的結果不一樣。生活經驗告訴我們，通常而言，下坡時應當適度踩剎車。
綜上所述，今年我國仍應堅持6%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在實際中盡可能接近這一目標。在疫情未來不出現反復的情況下，無須也不宜下調年度經濟增長目標。
（作者：中國社科院財經院綜合經濟研究部副主任、清華大學ACCEPT研究員 馮煦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