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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經濟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從落后的農業國演進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從溫飽不足的貧窮國家建設成為全面小康社會，城鎮化穩步推進，東中西協調發展，公有制經濟和民營經濟共生共榮，經濟社會發展快速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邁進。
一、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實現了由農業為主向三次產業協同發展的轉變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產業基礎十分薄弱，1952年，農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50.5%，農業吸納了83.5%的就業人口。之后，按照當時環境和現實需要，我國主要實行“重點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同時配以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促進了工業積累。1978年，農業增加值比重降至27.7%，就業比重降至70.5%。改革開放后，人民群眾生產積極性得到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生產力迅速解放和發展，產業結構深刻調整。2011年，第三產業就業比重提高到35.7%，首次超過第一產業，成為就業最多的產業；2012年，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5.5%，首次超過第二產業，成為增加值最大的產業。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階段，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轉型升級加快推進，三次產業發展協調性顯著增強。2018年，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分別為7.2%、40.7%、52.2%；就業比重分別為26.1%、27.6%、46.3%，其中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和就業比重分別比1952年上升23.5和37.2個百分點。
農業基礎地位更加鞏固，以糧為綱的傳統農業轉變為農林牧漁業全面發展。改革開放前，我國農業生產結構較為單一，種植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1952年，農林牧漁業總產值中農業比重高達85.9%，林、牧、漁業比重分別只有1.6%、11.2%、1.3%。改革開放后，聯產承包責任制、農產品流通體制等多方面改革逐步實施，鼓勵發展多種經營、促進農業產業化政策措施相繼出臺，農業生產逐步多元化。1990年，農林牧漁業總產值中農業比重下降至64.7%，林、牧、漁業比重分別上升至4.3%、25.7%、5.4%。黨的十八大以來，強農惠農富農政策體系持續完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農業基礎更加鞏固，農業現代化水平逐漸提高，農業結構調整優化。2018年，農林牧漁業總產值中農業比重下降至54.1%，林、牧、漁業比重分別提高至4.8%、25.3%、10.7%。
工業體系更加齊全，工業生產由低端向中高端邁進。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工業基礎十分薄弱、技術水平落后，僅能制造一般吃穿用等生活用品，基本處于手工作業和簡單制造狀況。建國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農業國轉向工業國，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促進工業發展的重大政策和專項規劃，工業規模由小變大，技術水平由低轉高，實現了從產品單一向門類齊全的變化，“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逐漸增強。目前，我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中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全門類的產業配套為工業升級奠定了堅實基礎，航空航天、電子通信、醫療儀器、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術產業蓬勃發展，高鐵、核電等重大裝備競爭力居世界前列。2018年，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13.9%，比1995年提高6.9個百分點。
服務業蓬勃發展，新業態新模式方興未艾。改革開放前，服務業主要是一般生活服務業，批發零售和交通運輸業比重較高。1952年，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分別為35.9%和14.9%。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改革有序推進，大量服務職能從公共部門分離出來，同時居民消費水平不斷提高，帶動服務業多元化發展。2010年，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分別下降至19.7%和10.3%，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增加值比重分別上升為14.1%和12.9%。黨的十八大以來，電子商務、數據消費、現代供應鏈、互聯網金融等新技術新模式日新月異，服務業成為創新創業的熱點。2018年，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分別升至5.2%和6.9%；全國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達70198億元，比上年增長25.4%，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提升至18.4%；銷售方式的變化帶動快遞業務迅猛發展，2018年完成快遞業務量507億件，比上年增長26.6%。
二、需求結構持續改善，實現了由需求疲弱向三駕馬車協同發力的轉變
建國初期，居民消費受限，投資資金匱乏，經濟增長主要依靠一般消費拉動，1952年，最終消費率高達78.9%，資本形成率為22.2%，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為負。之后，“先治坡、后治窩”，投資明顯加快，消費相對滯后。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投資、消費和出口需求均快速增長，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投資和出口的拉動作用明顯增強，2007年，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占GDP比重達到頂峰，為8.6%；2011年，資本形成率達到頂峰，為48.0%。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積極構建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著力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的關鍵性作用，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升，需求結構逐步合理化。2018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54.3%，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76.2%；資本形成率為44.9%，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32.4%；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的貢獻率為-8.6%。
消費升級態勢明顯。改革開放前，城鄉居民消費支出主要用于解決溫飽。1978年，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分別高達57.5%和67.7%。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消費水平大幅提高，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2010年，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分別下降至35.7%和41.1%。黨的十八大以來，居民生活進一步改善，向全面小康大步邁進。2018年，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分別下降至27.7%和30.1%；全國居民每百戶家用汽車擁有量為33.0輛，比2013年增長95.3%；每百戶助力車擁有量為59.2輛，增長49.9%；每百戶移動電話擁有量為249.1部，增長22.6%；每百戶空調擁有量為109.3臺，增長55.3%；每百戶排油煙機擁有量為56.4臺，增長32.7%；每百戶熱水器擁有量為85.0臺，增長32.4%。
投資結構不斷改善。改革開放前，由于資金和物資匱乏等原因，有限的投資主要用于重點建設工程和重工業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投資關鍵性作用持續顯現，對推動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產生積極影響。2010年，第三產業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比重達56.5%。黨的十八大以來，短板領域投資快速增長，投資在優化供給結構、提升供給質量等方面繼續發揮重要作用。2018年，第三產業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比重為59.0%；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占全部制造業投資比重為17.5%，比2014年提高6.9個百分點；民間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62.0%，比2012年提高0.6個百分點。
貿易結構持續優化。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出口商品總額中初級產品占80%以上，進口商品主要是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1978年，初級產品占出口總額比重仍高達53.5%。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力水平大幅提升，貿易結構發生根本性轉變。2018年，出口商品總額中初級產品比重下降到5.4%，工業制成品比重上升到94.6%。貿易方式經歷了從一般貿易為主向加工貿易為主，再向一般貿易為主的轉變。加工貿易比重從1981年的6%上升至1998年的53.4%，2018年又降至27.4%。一般貿易比重從1981年的93.5%降至2014年的53.8%，2018年上升至57.8%。黨的十八大以來，高水平對外開放不斷取得積極成效，自貿區建設從無到有，與世界各國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貿易往來更為緊密。2018年，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達12個，貿易伙伴達200多個，對東盟國家貨物進出口占全部貨物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12.7%，比2012年提高2.4個百分點。
三、區域結構更加協調，新的增長極增長帶不斷形成
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前，為改變工業偏集于沿海的局面，我國區域政策強調平衡發展，著重解決沿海與內地的不平衡問題。“一五”時期確立了有計劃地、均衡地布局工業的指導方針，提出“在全國各地區適當地分布工業的生產力，使工業接近原料、燃料產區和消費地區，并適合于鞏固國防的條件，來逐步地改變這種不合理，提高落后地區的經濟水平。”“三線”建設時期，采取“靠山、分散、隱蔽”的工業布局原則，為內地工業化和區域差距的縮小打下了基礎。改革開放后，實行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方針，區域政策強調效率優先，以特區為代表的沿海地區迅猛發展。1999年以來，區域政策再次強調平衡發展，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逐步形成，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等一系列重大區域戰略穩步推進，東西南北縱橫聯動發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區域發展差距趨于縮小。建國70年來，我國區域發展差距在不同階段呈現不同特征，總的來看，當前區域發展差距明顯小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同時也比世紀之交明顯縮小。2018年，全國各省（區、市）中，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最高地區與最低地區的比值為4.5，而1952年為8.1，2000年為10.8；2018年，全國各省（區、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變異系數為0.439，而1952年為0.581，2000年為0.686。黨的十八大以來，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明顯快于東部地區，區域發展協調性增強。2012—2018年，中部和西部地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分別年均增長8.2%和8.5%，東部和東北地區分別年均增長7.2%和6.1%。
產業布局更加平衡。隨著工業化建設的推進，我國各地區形成了各具特色和優勢的產業，工業布局逐漸優化。1952年，我國工業主要集中在東部和東北，兩板塊工業增加值占全國的73.8%，中部和西部比重分別只有12.6%和13.6%；工業規模最大的上海和遼寧兩地工業增加值占全國的30.4%。2018年，中部和西部工業增加值占全國的比重分別提升至22.5%和17.8%；工業規模最大的兩地區變為廣東和江蘇，兩省工業增加值占全國的比重為23.4%，明顯小于1952年最大兩地區的占比，工業區域集中度明顯下降。
四、城鄉統籌有序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呈現新格局
改革開放前，我國城鄉差距很大，城鎮化發展緩慢，城鄉處于分割狀態。改革開放后，戶籍束縛逐漸松綁，城鎮化開始加速，城鄉之間勞動力、土地、資金等要素市場界限被打破，帶動城鄉差距大幅度縮小，一些地區率先實現了城鄉一體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穩步推進，城鎮化質量明顯提高，城鄉結構進一步優化。
城鄉發展差距逐漸縮小。要素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不僅有力促進了城鎮經濟的發展，也有效擴展了農村居民的收入來源，減輕了農村和農業的人口壓力。同時，隨著我國整體經濟實力的增強，“三農”投入力度逐漸加大，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機制逐步形成。2018年末農村公路里程達404萬公里，是1978年的6.9倍，全國行政村通寬帶比例達到98%。2008年以來，城鄉居民收入之比持續縮小，2018年為2.69，比2007年縮小0.46。
城鎮化水平顯著提高。改革開放前，我國絕大部分人口居住在農村，城鎮化進程緩慢。1949年，我國城鎮人口僅為5765萬人，城鎮化率為10.64%，1978年也只有17.92%，近30年的時間內僅提高7.28個百分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明顯加快。1978—2018年，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人增加到8.3億人，城鎮化率從17.92%提升到59.58%，提高41.66個百分點；城市數量從193個增加到672個，建制鎮數量從2176個增加到21297個。黨的十八大以來，戶籍制度改革全面落地，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提速。2012—2018年，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由35.33%提高到43.37%，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差距由17.24個百分點縮小到16.21個百分點，縮小1.03個百分點。
以城市群為主體的城鎮發展格局初步形成。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我國城鎮布局結構不斷優化，集聚效應明顯增強，形成了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長江中游、中原、哈長、北部灣等城市群，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部分城市群已經具備強大的國際經濟影響力。城市群內部大城市對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輻射帶動作用逐步增強，城市間基礎設施網絡建設加速一體化，產業分工效率持續提高，人才流動、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環境質量等多方面合作機制不斷完善，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空間載體。
五、所有制結構合理調整，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格局持續鞏固
上世紀50年代，我國所有制結構發生較大變化，社會主義公有制初步形成。改革開放前，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嚴重不足。改革開放后，隨著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所有制理論認識逐步加深，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包括非公有制經濟在內的多種所有制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顯著貢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不斷深化國企國資改革，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積極支持民營經濟，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多種所有制經濟相互促進，社會生產力極大解放。
國有企業改革深入推進，國有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經過“放權讓利”“抓大放小”“公司制股份制”等一系列改革和戰略調整，國有企業數量占比有所降低，但企業實力進一步增強。黨的十八大以來，國企改革持續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穩步推進，三項制度改革進一步深入，國企改革紅利逐漸釋放。2018年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控股企業數量僅占4.9%，但主營業務收入占26.8%，利潤總額占28.0%。2018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120家企業上榜，其中中央企業48家，3家中央企業排名前十，中央企業營業收入占我國全部上榜企業營業收入的49.1%，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承擔著中流砥柱的作用。
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民營經濟比重明顯提高。改革開放前，我國工業企業基本上均為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幾乎不存在民營經濟，1978年公有制經濟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100%。改革開放后，非公有制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為經濟發展貢獻了巨大力量，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在促進增長、穩定就業、增強活力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18年末，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達22.1萬個，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的58.3%；主營業務收入為30.6萬億元，占比達30.0%。目前，我國民營企業超過2500萬戶，對稅收貢獻超過50%；民營企業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對外直接投資超過60%；民營企業中高新技術企業占比超過70%；民營企業城鎮就業超過80%，對新增就業貢獻率達到了90%，成為支撐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
六、收入分配兼顧公平和效率，實現由平均分配向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轉變
改革開放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居民收入平均化特征十分明顯，“吃大鍋飯”現象普遍存在，廣大勞動群眾生產積極性沒有得到有效釋放。改革開放后，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我國收入分配制度進行了大幅調整，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兼顧了效率與公平，極大地激發了勞動人民生產積極性，生產效率不斷提高，居民收入快速增長。黨的十八大以來，按照“兩個同步”和“兩個提高”思想，在注重提高增加居民收入同時，將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斷健全再分配調節機制，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社會結構進一步優化。
居民收入來源多元化。改革開放前，城鄉居民收入來源單一，城鎮居民依靠工資，農村居民依靠工分。1978年，城鎮居民人均職工工資及得自單位的其他收入合計占城鎮居民收入的比重為93.8%；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66.3%來源于集體統一經營。改革開放后，多種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居民收入來源發生顯著變化，城鎮居民工資性收入占比下降，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上升。200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比降至71.6%；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比升至30.8%。黨的十八大以來，居民收入來源更趨多元化，財產凈收入成為城鎮居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工資性收入成為農村居民最重要的收入來源。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財產凈收入占比為10.3%，比2013年提高0.6個百分點；工資性收入占比為60.6%，下降2.2個百分點。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41.0%，比2013年提高2.3個百分點，高于經營凈收入4.4個百分點。
收入分配向居民傾斜。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國居民收入大幅增長，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明確提出“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同步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13—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7.3%，快于人均GDP實際增速0.8個百分點。2016年，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可支配總收入的比重為62.1%，比2011年提高1.3個百分點；勞動者報酬占初次分配總收入的比重為52.2%，提高4.7個百分點。
脫貧攻堅成效突出。改革開放前，我國農村地區普遍貧困，按照現行農村貧困標準衡量，1978年末農村貧困發生率約為97.5%，農村貧困人口規模達7.7億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我國貧困人口大幅減少。2010年末，農村貧困發生率降至17.2%，貧困人口降至1.7億人。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黨中央領導下，全國打響脫貧攻堅戰，歷經數載砥礪，向整體消除絕對貧困邁出了堅實步伐，脫貧攻堅的決定性進展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做出了歷史性貢獻。2018年末，農村貧困發生率降至1.7%，貧困人口降至1660萬人，均降至2010年的十分之一左右。
總之，70年來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經濟持續較快發展，70年來致力于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政策實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當前，我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發展戰略機遇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下一步，要按照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要求，順應經濟發展大勢，加快技術創新，進一步推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不竭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