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國家不斷寬松 中國還要緊縮嗎？
發布日期：2011-09-08 來源：世華財訊
專家稱，中國是一個現金持有量較大的國家，年底經濟活動會減少，消費活動會增多，年終貨幣放松也是有利的，到年終政策放松一點是可能的。
據每日經濟新聞9月8日報道，9月6日，數百萬意大利工會聯盟成員展開為期一天的罷工示威行動，抗議政府提出的緊縮財政政策。同一天，深受歐債危機困擾的西班牙人，也走上街頭抗議財政緊縮。而由于歐債危機再度發酵，歐美股市6日繼續普遍下跌。
9月中下旬，歐債違約預期越來越強烈，面對可能襲來的新一輪沖擊波，國際投資者不得不再次繃緊神經。而為了應對新一輪危機，新興經濟體的多個國家開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巴西于8月31日宣布降息的舉措就引發全球關注。而在更早前，越南已經率先降息。業界人士分析認為，新興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已經出現分化，部分國家開始由緊轉松。
然而，由于通脹壓力巨大，目前中國的調控政策仍然看不到放松的跡象。在全球許多國家再度寬松貨幣、全球經濟危機爆發風險加大的背景下，新興經濟體還能 “扛”多久？作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中國，現行貨幣政策還能“扛”多久？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應該在什么時候微調？近期，中國央行將金融機構的保證金存款等納入準備金繳存的范圍，降低了上調存準率的可能性，這是不是寬松的跡象？就以上問題，《每日經濟新聞》邀請三位學者“問診中國經濟”。
減少壟斷 經濟增長可持續
NBD：世行行長佐利克9月5日指出，中國是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的，為此，中國必須推動國內需求、減少儲蓄和增加消費，以實現經濟再平衡。擴大內需、拉動消費，多年來被認為是中國經濟轉型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相對于投資、外貿，消費一直是一個穩定的變量，三位老師怎么看這個問題？
馮興元：實際上，佐利克的觀點和奧巴馬政府的觀點是一致的，所謂的平衡貿易，即中國減少出口，人民幣升值。而雙贏的最大利益在于更自由的貿易，如美國在保險、金融、服務、通訊等方面擴大出口，中國也應該是大進口和大出口。只要外匯均由企業自己支配，而非國家壟斷收購，貿易就總是平衡的。
毛壽龍：我贊同馮教授的觀點。從國際因素層面，對中國經濟策略來說，其有效性實際上是基于美國、金磚國家等遏制中國的保護主義政策的。當貿易保護政策盛行時，就需要中國國內需求增加、消費增加，中國的確長年存在高稅收、高投資的現象，中國需要在國內有作為，這沒錯。但是，佐利克的理念是不對的，一方面把全球經濟變成了國別經濟，把需求、儲蓄、消費、投資都作為地區和區域性概念，這必然錯誤；另一方面，需求、儲蓄、投資以及消費都是個體行為。中國消費的總體穩定，說明經濟還比較健康，我們不能為了宏觀經濟的需要而改變個人的消費傾向。
王建勛：對于這個問題要從三個層面來分析。首先，無論是佐利克看待經濟的方式，還是世界上眾多國家看待和運作經濟的方式，都仍是一種計劃思維，他們將經濟視為一個可設計和安排的系統。實際上，在完全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是無法人為推動消費者需求、儲蓄、消費、投資等方面的。消費者會根據宏觀經濟環境和微觀經濟約束條件來做個體決定，無需宏觀調控來推動需求或者減少儲蓄。理論上來講，宏觀調控是不可能搜集到個體信息的，而市場因素是不可控的。
其次，佐利克所言有一點我贊同，即中國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但其給出的解決方法卻是錯誤的。
要解決最根本性的問題，就要對產權進行嚴格保護，對契約進行規范，同時保持開放，推動自由貿易。
第三，就是要減少壟斷，搞活民營經濟。最近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報告顯示，壟斷企業的經濟效率是非常低下的，要解決可持續性發展的問題，應該從打破壟斷入手。
NBD：溫家寶總理近日撰文強調穩定物價，馮老師提到通脹不是問題而是表象，通脹后面的問題才是問題，能否詳細說說？
馮興元：我認為需要關注的關鍵問題是通脹究竟是如何引發的？目前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就是貨幣現象；另外一種認為是結構性、輸入性通脹。實際上，通脹表明追逐產品的貨幣是增加的，反映出來是一種貨幣現象。因此，貨幣供應量過剩是中國當下最重要的問題之一。要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對于貨幣供應量要有調節，但實際上貨幣政策鞭長莫及。因為其途徑并非減少基礎貨幣，而是提高準備金率和利率等，雖然這也是達到調控目標的方式，但實際上這是反規則的，是不斷地在懲罰市場主體。若各種投資渠道暢通，自由貿易放開，通脹會得到極大緩解。
毛壽龍：中國的通脹有自己的特色：首先，最近一次通脹與勞動力工資的增長有關，我認為中國的勞動力工資是必須要提高的，這也是勞動價值提高的表現；其次就是和CPI相關的產業發展有關，如農產品行業，現在正走出基本品，質量在提高，而與CPI相關的產業升級就會體現在物價上；第三是資源升值，市場需求提升時價格就會提升，這也正常；最后一點是通脹作為貨幣現象和資金價格較低相關度很高。
王建勛：補充一點，通脹也是過多不恰當的干預，破壞了市場預期所致。比如不斷干預豬肉價格，比如限購，本來是想降低房價，但長遠來講，房價顯然是會上漲的，還未達到目標就先有了副作用，一個副作用就是房租的上升，加劇了真實的通脹。
微調政策 貨幣年底或放松
NBD：8月31日巴西宣布降息，此前，土耳其央行8月4日率先把利率降至5.75%的空前新低，墨西哥已表示可能調降借貸成本，俄羅斯也有大幅降息的條件。新興經濟體已經出現寬松貨幣現象，中國政府會在年內放松貨幣嗎？
馮興元：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看到美歐經濟不景氣，選擇降息是有道理的。而對中國而言，到年底會有大量的現金需求，比如說發獎金；中國是一個現金持有量較大的國家，年底經濟活動會減少，消費活動會增多，年終貨幣放松也是有利的，到年終放松一點是可能的。
毛壽龍：CPI并非經濟指數，而是政治指數，比如，美國CPI漲幅在5%以上，就可能會出現政治問題，這是一個容忍度的問題。但現在很多國家的CPI漲幅已到了兩位數，并未出現政治問題，政治依然穩定。因此，這些國家放松貨幣政策，實現就業，是有道理的。中國也極有可能放松貨幣。
王建勛：經濟形勢可能發生各種變化，宏觀政策也可能隨時變化和調整。經濟政策很多時候是政治問題，比如工資的問題，是市場定價的，而不是人為來定價。西方有最低工資制，中國很多學者就倡議中國也應該有，但是學習福利國家是不可取的。
NBD：對當下的中國經濟來說，緊縮政策損害最大的是哪一方？市場上的一種觀點認為中國金融市場目前亂象叢生，并呼吁政策微調，如何看這個問題？
毛壽龍：貨幣緊縮其實對有實力、自有資金充足的企業影響較小。受影響的是有很好項目、又得到短期貸款額度的企業或項目，比如有些“過橋貸”，中間要還一次才能得到二次貸款，這些貸款本來對經濟很有好處，但是一緊縮資金鏈就斷了，甚至出現一些銀行收回還款后不再貸款的情形，這批企業就是貨幣緊縮的直接受害者。
至于高鐵和其他一些一直虧損的項目，他們可能通過其他方式籌集資金，對他們影響不大。比如地方融資平臺會想方設法規避緊縮政策，很多地方利用未來的土地申請很多貸款，但這些土地拍賣價格沒有去年或今年上半年高，所以是不可持續的，可能很快就還不起，現在出讓土地收入下降了一半。
對于鋼鐵、電力等有配額的限制行業，緊縮政策也會擠掉一批項目。比如需要發展的時候就讓你大力發展，不需要的時候就通過環評等行政審批權控制數量。
馮興元：上世紀90年代，國有銀行把錢放給國企大型政府項目，中小企業受損；現在連續提高準備金率，受損的也是中小企業。以前一松、現在一緊，受害的都是中小企業。
業內把中國經濟改革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2003年之前，市場經濟的原則慢慢樹立，市場經濟規則意識慢慢強化；第二階段是2003年下半年以來，更多強調民生原則，而市場原則很少提到，市場經濟的原則被破壞，市場規則取向意識也被破壞。
金融市場的“亂”是信貸緊縮的結果，在市場經濟國家，信貸政策是銀行政策，不是政府政策，銀行應該為發放貸款負責，企業為還本付息負責，我國的情況是，接二連三由發改委牽頭、銀監會和央行聯手，出臺信貸政策指引。對金融市場，政府監管要歸位，政府應進行跟進性的監管，金融機構有創新，創新首先應被假定是合理的，而如果或可能出現問題，政府監管才要跟進；而不是先假定它是違法的，需要一個個得到批準。哪怕說銀行資金流出來進入民間借貸，那也是提供金融服務，否則一部分人的金融服務沒法得到滿足。民間借貸、民間資本的運作越發達越好，經濟發展需要金融支持，只要資金能夠流到需要的地方，整個經濟體的經脈就是通的，也就不會發生通貨膨脹了。
發展經濟 中國空間還很大
NBD：一些經濟學者建議以人民幣升值來治理通脹和資產泡沫，可行嗎？
毛壽龍：在關稅很高的情況下，除了大宗產品以外，高檔產品對CPI不會有大的影響。通過升值治理資產泡沫，邏輯上是人民幣升值，讓大家去買美元。實際上，由于目前人民幣資產換成美元、外幣資產有很大的配額限制，這個空間還不至于影響物價。中國人出國也有很大的限制，出國買美元資產和消費還是有很大障礙。
馮興元：我的建議是放開有管制的浮動匯率空間，至于升值不升值，這是一個結果。
王建勛：我認為這是無效的，不可能解決問題。
NBD：我們這個訪談的大主題是“問診中國經濟”，當下最受市場關注的問題似乎是增長速度能保持多快，而世行行長佐利克也提到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
馮興元：短期內，主要是房地產的問題，房地產一旦壓制到一定程度，就會停止調控，否則地方政府就不干了；到年終的時候，貨幣上有一定的放松也是可能的。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的發展空間還是很大的。以前我們提“經濟建設”，現在提 “經濟和社會發展”，從目前來看，我們有三分之二的國土還是欠發展的，有很大的城鎮化的空間。目前中國的特點是單中心結構，資源集中在城市，特別大城市，我們30年來發展的主要是東部地區，還有省會城市和省會城市下面的次級中心。如果經濟政策還是一個寬松的環境的話，持續高增長是沒問題的，但中國現在處在中等收入的陷阱內，釋放生產力的途徑還是減少管制、減少稅費。
另外，根據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一個報告，國企利潤很大，但很少支付資源的價格和成本，包括金融、土地，還得到很多補貼，所有這些加起來大于盈利，資金利潤率是負的。
這樣看的話，中國的生產力釋放空間是很大的，所以國進民退問題要解決。
毛壽龍：所謂的硬著陸是要通過宏觀調控把經濟穩下來，實際上，對經濟來說不存在硬著陸或軟著陸。
以游泳池作比，我們知道游泳池很淺的話，游起來是很費勁的，但深水池就不一樣，深水池意味著消費者眾多，決策者眾多，水淺意味著決策者很少，每個人的行為會影響到水分子的振動，如果有人拿著“海浪制造機”推水，就沒法游了。
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是要深水池、淺水池，還是沙灘，一個很自由的經濟體，硬著陸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之前我們的增長是低質量的高速度增長，佐利克提到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們要從“中等收入陷阱”走出來，需要成熟的消費者和投資者，要形成高質量的增長，現在在知識產權保護、鼓勵創新等方面，我們所做的還遠遠不夠。
王建勛：事先設定好經濟增長目標是典型的計劃思維方式，因為經濟會受到眾多未知因素的影響。經濟領域最重要的特征是不確定性，組織和個體會根據不確定性來進行自我調節。但若事先規定好目標，如遇不確定因素，仍然追逐原有目標，會損害經濟的長期發展。而持續這樣先入為主的方式和政策，可以預言未來幾年，中國會爆發經濟危機。通脹達到一定程度會誘發經濟危機，中國經濟的良好發展，還是要減少政府干預行為，同時讓民營經濟有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
對話記者
陳舒揚 楊芮
對話嘉賓
馮興元 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毛壽龍 中國人民大學
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
王建勛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國家5A級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