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慕賢：“一帶一路”是中國式全球化
發布日期：2017-06-29 來源：FT中文網 作者：王昉
2017年二十國峰會(G20)將于下周在德國漢堡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屆時將在任內第二次出訪德國并參會。今年恰逢中德邦交45周年，而美國從巴黎氣候協定等國際治理和貿易體系中退出，使得中德關系備受關注。本月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Michael Clauss)接受FT中文網專訪，就中國與德國、中國與歐盟關系中一些最為迫切的議題，包括一帶一路、氣候變化、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保護主義情緒等，坦率發聲。以下為采訪實錄：
“一帶一路是‘中國式’全球化”
FT中文網：柯大使，特朗普總統決定讓美國退出全球氣候巴黎協定，再一次凸顯美國有意退出戰后的國際治理體系。有評論人士認為，現在中國和歐盟應該結成盟友，填補美國撤離造成的權力真空。但也有觀察者認為，中國和歐盟在文化、傳統、政治體制上存在諸多根本不同，使得他們間不大可能結成真正穩固的同盟。您怎么看？
柯慕賢：美國脫離巴黎協定，顯然會讓中國和歐盟走得更近。中國和歐盟之間有很多共同點，比如我們在氣候議題、加強世貿組織(WTO)和聯合國(UN)的作用、推進全球化上，有著共同目標。但我們在有些議題上仍然存在摩擦，包括人權問題、貿易保護主義，以及我們奉行不同的全球化路徑。
FT中文網：具體而言，您認為中國和歐盟的全球化路徑有什么不同？
柯慕賢：舉個例子，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雖然我們原則上支持這個項目，但它是一種中國式的全球化路徑。它以中國為中心，在所涉及的其他國家地區，幾乎不做本地化的工作。我們的做法與此不同。歐盟的全球化路徑是建立開放市場，遵守環保和社會標準,并按照WTO規則開展公共招標。但“一帶一路”的項目現在并不舉行公開招標，而是由中國企業派遣中方員工來實施。在歐洲，我們按照WTO規則招投標，中標企業需要符合一定標準，即便是德國或者另一個歐盟國家的項目，也不一定由德國或歐洲企業中標，因此我們項目的本地化程度更高。這就是為什么歐盟目前調查中國計劃建設的從布達佩斯到貝爾格萊德的高鐵項目，看它的招投標是否符合WTO規則。再比如，中國政府為5月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準備了一份聲明，大部分內容是強調中國對世界的貢獻，而沒有提到開放市場或者市場規則。中方明確表示，不太愿意和歐盟討論聲明的內容。
FT中文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很多是中低收入、基礎設施薄弱、發達國家政府和企業不愿“光顧”的地區。因此中國政府認為，“一帶一路”將是惠及這些地區之舉。這不該被視作中國為世界發展做出的貢獻嗎？如果說中國做法與西方不同，那中國式路徑又有什么問題？
柯慕賢：德國支持“一帶一路”計劃，德國聯邦經濟和能源部部長布麗吉特•齊普里斯女士代表默克爾總理參加了5月的峰會。“一帶一路”沿線三分之二的國家在投資級別以下(below investment grade)。這個項目將向很多這樣的國家的基礎設施和產業投入巨資，幫助它們發展經濟，穩定政局。這對發展中國家當然是好事，就像中國向非洲的投資一樣。而且這對德國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德國面臨很大的難民問題，我們希望消除造成難民流亡的原因。因此我們歡迎這個倡議。我們不喜歡的，是“一帶一路”變成只是由中國人參與、而不是各國共同所有的一個項目。
現在中國提出了以自己為中心的倡議，其他國家要根據中國的條件來參加。我們希望中國能更多按照WTO規則，向所有國家開放市場，能讓非中國企業平等參加項目，同時要考慮到環保、社會方面的議題，尤其是項目的本地化。
FT中文網：德國政府的擔憂，會影響德國對“一帶一路”的參與度嗎？德國政府會給德國企業什么指導意見嗎？
柯慕賢：德國企業不是國有的，所以它們會自己決定。如果它們愿意參與，聯邦政府當然會支持。此前德國企業參與過類似項目，比如一些高科技項目，而被要求向中方轉讓技術，這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就“一帶一路”而言，德國企業看重的因素包括：招投標是否按照WTO規則進行，參與后中國是否會要求他們進行技術轉讓等等。如果中國能在這些規則上做出改進，德國和西方企業會更感興趣。如果繼續目前的做法，我認為德國企業的積極性會變低。
“本屆G20將告訴世人：巴黎協定還在”
FT中文網：今年的G20峰會即將在德國漢堡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屆時也會在他任內第二次出訪德國。這次G20峰會的主要議題包括哪些？
柯慕賢：去年中國成功舉辦G20峰會，當時各國就氣候變化、自由貿易等議題上達成諸多一致。但隨著美國新政府的上臺，事情的難度加大了。今年G20的主要議題會包括氣候變化、自由貿易和非洲議題，因為非洲涉及到德國正面臨的難民問題。美國宣布要退出巴黎氣候協定，G20峰會非常重視，成員國要避免這個協定遭到破壞。
FT中文網：在峰會上，德國是否會做一些特殊的外交安排，來向美國就減排施加更多壓力？或者向世界強調中國與歐盟的同盟關系？
柯慕賢：我們感謝中國繼續履行巴黎協定。習近平主席會在峰會前幾天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和默克爾總理會面討論G20的議題。我認為默克爾總理也會和特朗普總統見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表示，巴黎協定還在，我們會繼續為之努力。
FT中文網：在全球化、自由貿易、人權議題以外，減排似乎是中國和歐盟之間最大的利益共同點。但也有分析人士稱，即使雙方都積極應對氣候議題，背后的動機卻不大一樣，比如中國是為了發展它的新能源產業，在氣候領域實現所謂的“彎道超車”。歐盟在與中國合作時，會注意雙方動機的不同嗎？
柯慕賢：各國動機可能不同，但也不會完全不同，這不成為問題。現在中國面臨比較嚴重的空氣污染，城市中產階層給執政的中共施加了很大壓力，中國因此非常重視環境議題。如果在治理環境的同時，還能發展自己的新能源產業，那當然更好。
“歐盟新規不再區分‘市場經濟’和‘非市場經濟’”
FT中文網：有一種擔心，就是中歐的氣候聯盟，可能會因為雙方圍繞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紛爭而受到影響。本月初在布魯塞爾的中歐領導人峰會上，正是因為歐盟拒絕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引發中方憤怒，使得原計劃要發布的氣候問題聯合聲明沒能發布。歐盟內部正在推動新的反傾銷立法，一旦通過，將不再把國家區分為“市場經濟”或“非市場經濟”。這一立法對中國有利嗎？在WTO框架之內嗎？
柯慕賢：2016年11月初，歐盟委員會就修改歐盟法中相應條例擬定了符合WTO規定的提案。提案規定，應不再區分市場經濟國家和非市場經濟國家，也就是說我們廢除以“市場經濟地位”為衡量標準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歐盟以外的所有WTO成員國，也包括中國，都應受到統一、平等的待遇，計算反傾銷稅時都使用標準方法。只有當歐盟能夠證明一個WTO成員國的產品價格因國家長期干預而扭曲，比如其企業國有比重較大、或者受政府控制、或者價格或成本受國家影響時，計算反傾銷稅才使用可選方法。采用可選方法時，也不得隨意選擇類比國，而是要選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作為參考，這樣一來，就能確保未來制定參考價時不再以梨子類比蘋果，而是以蘋果和蘋果作比較。由歐盟各成員國政府代表組成的歐盟部長理事會于2017年5月11日通過了該提案，接下來歐洲議會必須對這一提案做出表決。德國支持歐盟委員會的提案，也否決了其他成員國要求實施或對中國產生負面影響的更嚴格措施的提議。
“中國外商投資環境變差引發歐盟保護主義情緒”
FT中文網：在中國有一種看法，就是歐盟針對中國的保護主義情緒正在抬頭，不僅表現在市場經濟地位這個議題上，而且，對中國企業去歐洲投資的監管也在收緊？
柯慕賢：去年一年中國對德國的投資額較此前一年上升20倍，這還是保守說法，也有人說增長了30倍。大部分中國投資用于收購高科技企業。德國對來自中國的投資從未反對，也從未拒絕。但是中國的外商投資環境卻越來越差，服務業幾乎對外資封閉，外資銀行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已從2%下降到1%，保險業幾乎沒有外資參與，在汽車制造這樣的行業，外資要進入中國必須通過與中國企業建立合資企業，而且往往與技術轉讓掛鉤。中國的海航集團收購了德意志銀行10%的股份，中國造車企業吉利100%收購了瑞典的沃爾沃，如果反過來，外商在中國做同樣的投資，則不可想象。
FT中文網：最近德國、法國和意大利三國推動在歐盟內部通過立法，抬高中國企業投資歐洲科技行業的門檻。這不是一種保護主義的體現嗎？
柯慕賢：這個立法還在討論，我們會一步一步來。我們認為，中國這邊正出現越來越多的保護主義政策。我們希望中國開放市場，也知道這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長期而言，這不可能是一個單向的道路。我們的關系要基于互惠原則。
FT中文網：與科技投資相關的另一個話題，是中國政府旨在推動制造業升級的“中國制造2025”計劃。我注意到，盡管德國和歐盟官方對這一計劃表示支持，但歐洲業界和民間對它似乎充滿擔憂。美國一家智庫稱其為一個竊取他國技術的“不擇手段的激進戰略”，德國一家智庫稱其為“一項綜合政治計劃的基石”。為什么西方會有這樣的恐懼心理？
柯慕賢：“中國制造2025”與德國的“工業4.0”計劃有很多共同點。中國希望在技術上緊跟西方是很自然的。中國可以制定宏大的目標，但這些目標也必須更可行。我們認為，中國的產業政策應該具有更多的法律保障性，而不能依靠隨意更改的行政決策。以電動車為例，如果中國要大幅增加新能源汽車的份額，這對歐洲企業不成問題，我們支持。中國政府原計劃到2020年時引入對新能源汽車比例的規定，但之后卻突然出臺2018年初即生效的新能源汽車比例須達到8%的法律草案,讓外國汽車制造商感到措手不及。地鐵建設是另一個例子。外國企業抱怨中方在招投標時應用新的評分標準，規定中國企業加10分，合資企業中方占多數的加5分，外方占多數的或純外資企業則不加分。這意味著，歐洲企業實際上被驅逐出市場。
“德國要為強大的歐盟付出全力”
FT中文網：德國將在今年9月舉行大選。在美國大選和英國脫歐后，法國與德國大選備受關注，馬克龍打敗極右翼政黨當選法國總統，讓很多人感覺松了口氣。德國內部的極右翼勢力似乎并不強大，很多西方觀察家也寄希望于德國繼續充當戰后治理秩序和全球化的“扛大旗者”，甚至希望它能在歐盟框架外發揮更大的領導力作用。德國內部是怎么思考的？
柯慕賢：德國目前政治經濟穩定。德國極右翼的選擇黨(AfD)的民調支持率在大選前三個月，已經從幾個月前的13%明確下降到10%以下。德國在全球和歐盟事務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也有人說它應該在全球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但德國人口只有8200萬，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不可能獨自發揮作用，再加上德國的歷史，比如納粹和兩次世界大戰，因此我們要為強大的歐盟付出全力，我們在歐盟范圍內共同承擔責任。當然，我們要利用自身在歐盟的影響力，協助歐盟與中國建立更良好的關系。
“中德邦交45年：成就也大摩擦也多”
FT中文網：今年是中德建立邦交關系45周年。您如何評價這45年間，兩國關系取得的成果以及面臨的最大挑戰？
柯慕賢：中德建交45年來，兩國關系從未像此刻這么好過，從高層互訪的頻繁度就能看出來。默克爾總理已經訪華十次，李克強總理訪德三次，習近平主席也即將第二次訪德。去年中國成為德國的最大貿易伙伴，這在45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們在科技合作上有很大進展，比如中國的“中國制造2025”和德國的“工業4.0”計劃。足球方面，我們最近也展開了緊密合作，中國的雄心壯志是贏取世界杯。兩國最近也開始多層次的人文交流。但是關系越密切，議題也越多，兩國之間也有一些摩擦，比如我們在人權等領域有著不同看法，更突出的問題表現在經濟方面。德國多年來向中國提供了很多高科技技術，最近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也強調了這一點。此前中德經濟結構是互補關系，德國提供高科技，中國偏向中低端，但現在中國在技術上緊隨德國，兩國正越來越多地展開直接競爭。但我們發現，中國還沒有建立一個真正平等的競爭環境，比如在投資方面。這一存在分歧的議題對兩國關系的意義越來越重要。
國家5A級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