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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經濟下行時期的用工荒

　年前的長三角勞動力市場，如果有人問起為什么會出現用工荒，一般性的解釋將會是，市場上的工人數量已滿足不了處于經濟上行周期工廠擴張的需要，那么，如果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2012年下半年呢？
　  
　  與外界普遍預測的2012年將會出現較大面積裁員和失業相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去年年底走訪多家企業發現，很多企業感覺招工比往年還困難。“招工人越來越難了，我們6月漲薪27%，但還是留不住人。”昆山一家大型臺資電子企業負責人對本報記者說。
　  
　  另據本報記者同時期在中國中部地區調查，2004年開始在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出現的用工荒，不僅在經濟下行的2012年存在于東部，同時，它也已傳導至中部。
　  
　  經濟低迷而導致的企業收縮時期，卻出現了更大面積的用工荒，中國勞動力市場怎么了？至少，這意味著，傳統的勞動力供需關系已無法進一步解釋時下的“用工荒”難題，在此背后的真相又何在？
　  
　  本報記者調查顯示，相比于以往出于供需，或者新生代農民工的解釋，它更與中國經濟結構深層次的扭曲，以及多年來數量型的擴張，并未形成真正競爭力有關。
　  
　  長三角招工難
　  
　  來自山東泰安的小孫此前在蘇州一家日資光學鏡片公司做封裝工人，幾個月前，他所在的生產線整體被裁撤，去年12月底，本報記者陪同小孫在蘇州工業園區人力資源中心，逛了逛招聘會現場，不到3天，小孫就找到了新工作。
　  
　  小孫成了韓國三星在中國的半導體工廠生產線上的一名工人，新簽訂的合同顯示，他的月收入3000元出頭，這期間，小孫并不焦慮，而是從容挑選，“因為工作機會多的是。”小孫說。
　  
　  “除了漲薪，我們還采取了很多措施改善工人的居住和生活條件，但還是留不住，90后的小孩子們都不愿意吃苦，外面的工作機會又太多，所以我們的離職率一直在10%以上，有時達到20%。我們在重慶的工廠，此前都是靠政府一批批送學生來暫時補充一些人手。人力還是供不應求啊。”上述昆山臺資企業高管說。
　  
　  招工難，并不止他們一家，在長三角地區，這是不少企業共同的感受。
　  
　  “招工是一年比一年難，我都頭疼死了，都怪媒體忽悠，到處說用工荒，把工人的心理預期搞得太高。”蘇州一家電信器材上市公司高管向本報記者抱怨道。
　  
　  而紡織行業巨頭吳江盛虹集團一位管理層人士也告訴本報記者，感覺目前招工比較難，工人流動性太大，很容易辭職，這樣一來熟練工也比較少。
　  
　  不獨發達的蘇南地區，欠發達的蘇北地區人手也不充裕。
　  
　  2012年9月，淮安政府部門組織當地多批高校學生進入淮安富士康工廠“實習”以補充勞動力缺口，一時成為新聞熱點，本報記者在淮安富士康工廠現場看到，工廠門前招工場面火爆，工廠圍墻上的橫幅滿天飛。
　  
　  “急缺10000人，報名火速進行”、“富士康不收任何費用，歡迎廣大求職者前來報名”等等一系列來自富士康人力資源部的標語橫幅，掛滿了富士康一堵圍墻。附近一村莊的一位婦女告訴本報記者，村里被攤派了招工任務，全村要為富士康招到30名工人。
　  
　  中部用工“饑渴”
　  
　  中西部省份人手也一樣緊張。去年，曾經僅在沿海發達地區才有的“用工荒”現象，在中西部地區開始蔓延，眾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在用工上紛紛叫“渴”。
　  
　  本報記者去年12月底在湖北省調查發現，盡管從全省層面來看，湖北省去年上半年的就業形勢總體趨穩：新增就業40.3萬人，比上年同期增長14.0%。但該省部分地級市隨著招商引資力度的不斷加大，工業經濟快速發展，“用工荒”現象也隨之而來并日趨嚴峻。
　  
　  黃岡既是大別山革命老區經濟社會發展試驗區的主體，又是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綜改試驗區和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該市各類企業生產經營的快速擴展，用工需求急劇增加，工業園區部分企業出現了“招工難”現象。
　  
　  黃岡市勞動就業管理局最新調查報告顯示，2012年以來，該局在該市各工業園區用工需求量較大的紡織服裝、餐飲服務、機械制造、建材、電子信息、糧油加工、生物醫藥、金屬加工、能源石化及汽車配件等十大行業中，平均缺工率達21%，其程度較上年略有上升。
　  
　  而上述調查，一共調查企業335家（紡織服裝52家、餐飲服務62家、機械制造30家、建材29家、電子信息19家、糧油加工27家、生物醫藥21家、金屬加工28家、能源石化15家、汽車配件14家、其他行業38家）。
　  
　  調查顯示，上述企業生產經營需要總人數為11.6萬人，目前現有員工總人數為9.2萬人，缺工人數為2.4萬人，勞動力供求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
　  
　  其中，擋車工、保鉗工、細紗工、粗紗工、裁床工、車位工、印花工和服務業等“七工一業”企業用工供求缺口較多。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缺口較大，由于大部分企業招聘年齡一般在18~40歲之間，而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要么超齡要么缺乏技能，不能適應企業生產經營需要。
　  
　  湖北當陽也在為“用工荒”發愁。
　  
　  據當地勞動就業管理局調查統計，當陽全市共有勞動力196068人，其中16～45周歲勞動力132952人，占總數的67.7%。目前，全市富余勞動力69013人，已轉移就業64344人，尚未實現轉移就業4669人。
　  
　  與此同時，當陽市237家規模企業中，共有93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缺工現象，目前空崗4930個，主要以普通技工為主，集中在陶瓷、服裝、紡織、化工等勞動密集型企業。
　  
　  宿遷市副市長、蘇州宿遷工業園區管委會主任顧玉坤觀察到，勞動力相對于資本，已經占據了博弈中的主導優勢。
　  
　  顧玉坤說，以前是勞動力跟著資本走，當時資本聚集在東南沿海，所以有“孔雀東南飛”，勞動力大量遷徙；現在，則是資本追逐勞動力密集地區落戶。例如，臺灣可成電子在蘇州的廠區，工人流動率高達30%，人力資源成本巨大，在宿遷設立新工廠后，宿遷人當地就業，流動率降低到6%左右，流動率降低，熟練工隨之增加，良品率也提升了。
　  
　  本報記者了解到，現在很多大型企業在咨詢招商引資環境時，都會要求當地政府協助解決招工難題。
　  人口紅利減少背后
　  
　  很多學者認為，從中長期來看，勞動力總供給可能正在迎來拐點，人口紅利正在消失。
　  
　  湖北當陽的統計顯示，勞動力資源在持續減少。據統計，2006年，當陽市城鄉新生勞動力3214人，2011年為1356人，減少了1858人；2011年底全市未轉移就業富余勞動力5682人，與2006年底的10928人相比，減少了5246人。
　  
　  2006年公布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報告》指出，15歲~64歲總勞動力要在2016年才達到高峰。但是2011年人口普查顯示，總勞動力在2012年達到頂峰后將開始負增長。
　  
　  “根據人口預測，我認為2013年是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其實，根據最新的人口數據，我們甚至可以認為，這個轉折點目前已經到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P此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瑞銀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汪濤基于聯合國人口署的數據預計，中國全部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在2015年左右見頂。這也是說，雖然業內在衡量人口紅利的具體時間窗口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對于目前人口紅利正在消失持相同態度。
　  
　  然而，來自于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孟昕最新的調查卻顯示，事實并非這么簡單。
　  
　  據孟昕此前接受《中國實時報》的專訪，在過去五年，孟昕對中國九省15座城市5000戶向城市遷移的農村家庭進行了調查，盡管2008年～2012年期間?工薪階層每年的月工資和小時工資增幅分別為12%和14%，但2011至2012年期間?實際小時工資增幅只有3.7%。
　  
　  如果不包括那些具有更多經驗和更高技能水平的工人?其他人的工資在2012年只增長了1.7%?遠低于2011年的23%。
　  
　  孟昕表示，這可能顯示?許多城市的地方政府正利用最低工資標準的設定來干預當地產業結構的調整。近年來?更加發達地區的城市一直在談論提升當地經濟在產業鏈上位置的重要性?并試圖縮小當地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規模。
　  
　  “當經濟狀況良好時?政府干預可能會更加有效。當經濟狀況不好時?市場力量將起主導作用?地方政府認真執行勞動法的可能性會降低。這或許是2012年工資增幅出現下降的原因。”孟昕說。
　  
　  此外，孟昕的調查顯示，2010年只有約25%的農村戶口勞動力到城市打工?而且他們在城市居留的時間也相對比較短?約為7~9年。當農民工想要結婚生子時?當他們失業、生病時?或者當他們需要照顧上學的孩子或父母時?他們除了返回家鄉別無選擇。
　  
　  經濟結構病根？
　  
　  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李曉春對本報記者表示，沿海地區的用工緊張，主要是由于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吸納了很多勞動力在本地就業。此外，近郊一些農民由于城市化、拆遷補償獲益而退出勞動市場，也降低了勞動力的供應量。
　  
　  勞動經濟學教授陸銘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則認為，“用工荒”只是一種表象，因為數億人口還在農村沒有變成產業工人，其背后根本問題是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扭曲。
　  
　  陸銘認為，民工荒是農民工工資上漲的要求跟企業支付能力的不匹配而產生的。工資上漲沒有生活成本上漲快，導致勞動者實際所得并未快速增長，勞動供應下降，出現用工荒。這種不匹配終極根源在于行政之手的干預。
　  
　  一方面，在房價的帶動下，農民工的生活成本不斷上漲，另一方面，勞動者自身素質提高卻不明顯，相應的勞動生產率提升卻停滯不前。前者要求更高的工資才能維持生活，后者卻使得企業無法支付更高的工資。
　  
　  在市場經濟中，通常工資的上漲是勞動者素質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自然結果，但在中國，卻是勞動者的實際生產率基本不變、工資被生活成本推動上漲。近年來農民工工資上漲，主要由生活成本——主要是房租——的上漲所推動。
　  
　  從企業方面看，勞動者自身素質提高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升，卻是緩慢、停滯的。當經濟危機到來，外需下滑，企業立即陷入困境，支付工人工資的能力下降，但農民工的生活成本并沒有下降，因此企業的支付能力與農民工的最低要求之間出現了斷檔，于是企業招不到人——“用工荒”出現了。
　  
　  進一步推究其根源：為什么農民工的生活成本大幅上漲？為什么企業沒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工資？在陸銘看來，這都是行政干預要素分配所導致的扭曲。
　  
　  陸銘認為，土地、資金這兩大經濟核心要素，都因為行政干預出現了扭曲。
　  
　  土地方面，2004年開始，建設用地指標管控更加嚴格，新增指標傾向于內地省份。沿海各省土地供應緊張，進而導致地價快速上升。地價的上漲帶動房價的上漲。同時，利率的低估也會鼓勵住房貸款，加劇房價的上漲。住房支出是最為重要的生活成本，房價上升勢必帶動工資上漲。房價上漲、房租上漲，從而剛性抬高了農民工在城市中生活的成本。也就為今天的民工荒埋下了伏筆。
　  
　  資金方面，由于對利率的人為壓低、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各種補貼和鼓勵，使得企業在工人和機器之間做選擇的時候，更愿意多買機器。這種資本密集化的結果，看上去勞動生產率在提升，但其實工人自身的素質并沒有多大變化。在經濟上則體現為產品升級換代緩慢、低創新、產能過剩。
　  
　  陸銘說，統計數據顯示近些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在提升，但這是緣于投資強度增大，不是勞動者素質提升。
　  
　  陸銘認為，用工荒現象的背后，是中國經濟結構的深層次扭曲。而中國經濟近些年來的數量型擴張，并不能形成真正的競爭力。如果不能提高勞動力的素質，進而帶動經濟質量爬升，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必將被成本上漲所吞噬。
　  
　  也是因此，陸銘建議，應打破戶籍制度藩籬、加大公共財政對教育和培訓的支出、縮減城鄉教育差距，提升勞動力的素質，這也是經濟升級的根本所在。
　  
　  農民工去哪里了？與孟昕調查類似，陸銘此前的研究顯示，由于農民收入的連續提高和惠農政策頻出，很多農民工選擇呆在了家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