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5A級協會
全國先進社會組織
國家中小企業公共服務示范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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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是近些年才逐漸凸顯出來的問題，多發生在一些后發國家，先發國家中較少出現。從全球產業鏈分工的角度來看，“中等收入陷阱”與“低收入陷阱”都可以認為反映了在全球價值鏈條上升級不成功或無法實現升級的結果。 “亞洲四小龍”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在此過程中，中國香港、新加坡逐步由傳統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轉向商貿與金融服務等高端服務貿易，人均GDP已超過或接近美國；中國臺灣、韓國有技術創新，但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仍然扮演的是“生產者”的角色，而非創新與研發驅動的全球領導者，因此人均GDP目前不到美國的一半。基于初始稟賦的不同、全球價值分工定位的不同、主要宏觀經濟指標的表現，以及數據資料的可得性等因素，我們最終選擇韓國作為參照樣本，以鄰為鑒，學習成功經驗，并從另外一重視角審視我國當前的改革方案與社會變遷。 韓國經濟的騰飛與強權推進密不可分，強權政府保證了政策制定機構的絕對權威與有效執行，與此同時也非常強調技術官僚的專業性要求。換句話說，經濟政策的制定主要依靠專家，而具體執行則靠軍人。在具體執行過程中，7個五年計劃保證了政策的重點發力，不斷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保障了社會經濟秩序的有條不紊。 在競爭優勢發生變化的前提下，及時調整宏觀政策方向，淘汰落后、加大研發、鼓勵創新，同時通過政策傾斜緩解城鄉二元矛盾。韓國政府把增加研究開發經費投入看作是發展經濟的根本依靠，上世紀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33%，遠超名義GDP。財政金融政策也全面向創新研發行為傾斜，通過銀行低息貸款等傳統融資渠道，大力支持民間部門創新研發；通過技術開發金融機構向企業的技術開發提供貸款或者進行投資；通過稅收減免等財稅措施促進科技創新與引進。同時，通過“新村運動”使得農村面貌煥然一新，打破城鄉二元結構。 歸根結底，創新研發能力源自高精尖人才的培養，尤其是理工科研究人員的培養。韓國政府長期以來非常重視科技人員培養，并通過各種渠道彌補科技人員的缺口，積極擴大招收理工科院校學生，并加大對高學歷人才的培養。截至1995年，自然科學學生占比達56%。上世紀80年代初至1990年代中期，每萬人研究人員數目提升近5倍，僅次于美、德等發達國家；其中，工科研究員占比由不足50%提升至接近70%，博士學位占比由19%提升至29%。 韓國政府不僅重視高端人才的培養，而且對中初級教育尤其產業技能的投資也明顯加大，將產業技術人員培養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企業內培訓技術人員占總技術人員培養比例1994年達到71.7%。 筆者認為，這些寶貴的樣本經驗，對于中國目前走出經濟困境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借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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