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企業家,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中國中小企業協會對于各位蒞臨本屆中國中小企業節,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地感謝!
當前,世界經濟走勢分化,增長乏力。國內經濟緩中趨穩,穩中向好,但是下行壓力加大。我想就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走勢及企業發展機遇談一些看法,與各位分享。
一、無論是國內還是全球,總需求收縮的局面短期難以改變
(一)全球經濟深度調整,經濟增長乏力
受2008年的金融危機影響,世界經濟至今尚未完全恢復。主要表現在:一是美、歐、日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經濟走勢分化。2014年歐元區和歐盟國內生產總值分別增長0.9%和1.4%;2014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降0.1%;相比之下,美國經濟恢復最好,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4%,這是2010年以來經濟增長的最佳表現。但是,在經濟恢復的過程中也是磕磕碰碰,今年一季度,美國經濟增長幾乎停滯,企業投資及外貿出口表現低迷,GDP年率增速僅0.2%。二是金磚國家經濟增長低迷。2014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僅增長0.6%;巴西國內生產總值增加0.1%;南非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5%;印度經濟2014年增長7.3%,今年一季度增長7.5%;中國經濟增長7%。印度的經濟總量相當于中國的五分之一,其經濟增長的增量相當于中國的五分之一多一點兒;三是新興經濟體國家經濟困難較大,也是低速增長。2014年韓國經濟增長3.3%;墨西哥增長2.1%。縱觀全球經濟,除了中國、美國、印度之外,其它經濟體普遍是低速增長。這種全球低迷的經濟態勢導致全球總需求收縮,世界貿易量大幅下滑,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加上國內一些因素的影響,中國的外貿進出口貿易額增速,從2010年的34.7%、2011年的22.5%,驟降到2013年的7.6%、2014年的3.4%,今年上半年的-6.9%。
(二)我國經濟發展的某些領域的總需求也在收縮
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城市空間擴張規模下降。2000年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是2.24萬平方公里,2013年是4.79萬平方公里,這13年新增的城市建成區面積超過了1949-2000年這51年城市建成區面積的總和。1978年到2013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由1.7億人增加到7.3億人,城鎮化率從17.9%提升到53.7%。城市的數量由193個增加到658個,建制鎮從2173個增長到20113個。城市的急劇擴張,擴大了工業品的需求,這是不言而喻的。建新城需求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口的增加,對消費品需求迅速增加,城市基礎設施也大大地增加。地方政府債務有18萬億,其中70%是用于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今后,城市空間擴張規模不可能再以那么高的速度增長了。
第二,汽車進入家庭的增速放緩。2000-2010年汽車的銷售量“井噴式”增長,年均增長31%,2000年汽車銷售量是60萬輛,到了2014年銷售量1237萬輛,增長了20.6倍,現在,平均每100個家庭有24輛車。但是2011-2013年,年平均汽車銷售量增長7.8%,去年汽車銷售量增長只有3.1%,今年上半年回落至1.4%。因為汽車產業對其他工業品的帶動性很強,所以汽車進入家庭的增速放緩會引起整個工業增長速度的放緩。
第三,房地產泡沫抑制其對制造業的支撐作用。中國房地產業并存著兩種極端現象。一方面是大量的高價商品住房閑置著。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常住人口沒有住房,他們沒有城市戶口,也買不起高價商品房,只能二人或多人拼居在一間屋內。中國商品房的巨大泡沫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房價過快增長,從2000年至2012年,三、四線城市房價漲了二、三倍,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市中心的房價翻了三番,漲了七、八倍。在國外購買一套適于居住的住房費用,僅是居民年工資的3—5倍,而我國工薪階層購一套住房的費用則是年工資的20—50倍。二是幾乎所有的城市,建好的商品樓房大量的空置,許多城市出現“鬼城”,一到晚上,高樓一片一片都黑著燈,一棟樓也就亮幾個燈。這些沒人住的房子,或者是尚未賣出去,或者有人買了多套房,買房不是去住,而是炒房賺錢。
高價商品住房如此大的泡沫,是三個原因共同推動的。一是房地產商的暴利,2010年統計,中國400個富翁中有165個是房地產商,40個巨富中有19個房地產商,前10個超級富豪中有5個是房地產商。二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大大推高了地價。幾乎所有市、縣政府都是債臺高筑,債務總額幾乎是市、縣5年—7年的財政收入總和。他們償還債務的主要途徑甚至是唯一途徑就是高價出售土地給房地產開發商。三是銀行的推動,在房價持續高漲的年代,房地產貸款的風險小,而貸款利息高,銀行貸款給房地產商的綜合收益率可達10%—15%。房地產商、地方政府、銀行共同吹大了房地產的泡沫。而這巨大的泡沫里蘊藏著巨大的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
與高價商品房的巨大泡沫相伴而來的是另一番景象,城市常住人口中眾多中低收入者擁擠的住在高價的“出租房內”。在北京,大約有近百萬人,二人或者多人合租一間住房。另外,一些城市中還存在大量的棚戶區和危房需要進行改造。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是這些市、縣政府對建設居民保障性住房沒有盡職盡責。他們只對高價出售土地給房地產商感興趣,而對于給廣大工薪階層、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廉租房、經濟適用房不感興趣,沒有盡到人民政府應該履行的職責。
最近兩年,全社會對房地產巨大泡沫逐步取得了共識,房地產投資開始回落。
房地產業鏈條很長,包括建材、鋼鐵、水泥、家電、家紡等等。房地產投資下滑,其對制造業的支撐作用也在下降。
由于城市空間規模擴張速度、汽車進入家庭的速度以及房地產投資增速放緩,這些產業對工業品的總需求減少,所以我國工業制造業必然受到影響。2001年—2010年我國全部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1.3%,2011年開始回落,2011年—2014年全部工業增加值分別為10.8%、7.9%、7.6%和7.0%,今年上半年降至增長6.3%。
二、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由“總供給收縮”轉變為“總需求擴張”
總需求收縮的局面短期內難以改變,但是,經濟發展與轉型等不得、熬不得,也等不來、熬不起。所以必須調整宏觀經濟政策走勢,把過去兩年的“總供給收縮”的思路轉變為“總需求擴張”。
(一)積極擴大國內消費市場
雖然投資和外貿出口仍然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是一個大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最重要的還得靠國內消費市場拉動。消費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是基礎,是前提。
為了擴大國內消費市場,第一,健全消費增長的動力機制,改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多年來初次分配中消費偏低,積累過高。發達國家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一般是60%左右。我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從1990年的52.4%,連年下降,近十年一直保持在45%至50%左右。造成了我國低收入群體數量很大,再加上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健全,有錢防老,有錢防病,老百姓有錢不敢消費。因此,必須改革分配制度,擴大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提高城鄉人民收入水平,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第二,立足于國情,挖掘消費潛力。
一是在城鎮化推進中大量人口由農村流向城市,這些人的消費需求是巨大的。幾年之內,一億農村進城常住人口轉為城市居民;一億農民就近轉為小城鎮戶口;城市中一億常住人口的棚戶區改造。解決“三個一億人”問題,蘊藏著巨大的消費需求。
二是加強精準扶貧。我國在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但是現在還有大約七千萬貧困人口。要加強精準扶貧,針對不同情況,采取多種辦法,增加這些貧困人口的收入,把這些人的生活水平提升到小康水平。
三是到2025年,我國中等收入人口將會達到6億,這些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消費結構是有差異的。要針對收入較高的人群提高消費品質量和社會化服務水平。一些有眼光的企業家,爭先把健身、保健、醫療等“大健康產業”和旅游、文化、養老等產業作為他們企業的戰略發展產業,無疑是正確的。
總之,關鍵是我們要有令人心動的有效供給,有讓人心安的產品質量。有了這兩條,就一定能夠擴大消費。
(二)發揮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
短時間內,我國的外貿出口將呈現較低增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也大約保持在10%—12%之間。推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只有社會投資仍然有較大的增長潛力。比如,高鐵和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寬帶網絡等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棚戶區和城鄉危房改造,城市軌道交通,扶貧開發工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農業現代化,智能制造的基礎設施以及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等等,都是有市場、有長期回報的項目,既對當前經濟穩增長、調結構有促進作用,又可以增加經濟持續發展的后勁。
“發揮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這句話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講了一年多了,但是國內一直有不同聲音。2009年4萬億投資造成了不少后遺癥,所以一些人關于擴大投資對穩增長、調結構的作用持否定看法。應該客觀評價2009年4萬億投資的正面和負面作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來勢兇猛,我國的外貿出口從2007年增長25.9%、2008年的17.2%,猛然降到2009年的-16.0%。如果沒有果斷的4萬億投資一攬子計劃,中國的經濟就穩不住。4萬億投資一攬子措施起碼是穩住了當時的經濟穩增長態勢,2009年GDP增長9.2%,2010年GDP增長10.4%。當然,由于提出4萬億投資項目時間比較倉促,難免有一些垃圾項目、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夾在里面,造成一些后遺癥。比如說建了一些大公園、大廣場、辦公樓,也有一些產能過剩的項目。這些項目有投入,沒有產出,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財政負債,增加了財政風險。
不能說擴大投資就一定導致產能過剩、增加潛在的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關鍵是“投什么”和“錢從哪里來”?這兩個問題很關鍵,首先要選好項目,有市場,有長期回報。其次是解決好資金來源問題。能不能把我國龐大的儲蓄轉化為有效投資,是支撐穩增長的關鍵。我國居民儲蓄23萬億之多,這些海量資金無處可去。人們難以獲得可持續的財產性收入;另一方面實體經濟和重大建設項目又缺乏資金。所以,必須整體推進金融、投融資和財稅體制改革,特別是要打通投融資渠道,挖掘民間資金潛力,讓更多儲蓄轉化為投資。“如何把儲蓄轉化為投資”,這是一個十分重要又十分復雜的課題。
(三)提高經濟質量和效率,根本上要靠改革和創新,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懷
調結構、轉方式,走出困境,化危為機,歸根結底要靠改革和創新。實現創新驅動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產品創新,技術創新,結構調整,產業升級,需要許多方面的支持。首先,需要投融資體制支持,中國當前的金融體系里缺少股權融資。中國的證券市場不僅要有A股市場、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市場,尤其需要類似“納斯達克”那樣的市場。否則,科技創新型的中小微企業沒有辦法快速發展起來。需要大力發展債券市場、股權投資基金、融資租賃業務,加快發展和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加快改革現有的商業銀行體制機制。創新驅動需要大批的創新型人才,所以改革教育制度、科技體制是勢在必行。著名的“錢學森之問”:“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了,為什么我們培養不出世界級頂尖人才?”是教育出了問題,科技體制出了問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需要錢,需要財稅政策支持。創新需要保護知識產權,需要法律制度支持。創新還需要創新光榮的社會氛圍,要尊重人才,尊重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創新人才應當得到獎勵,創新企業應該得到政策鼓勵。
實現產業升級、結構優化、經濟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多年的積累才能大見成效,各級黨政官員不要尋求短期政績,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懷。在全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環境下,深圳市2014年GDP增長8.8%。在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創造了1.6萬億的GDP,全口徑財政收入5500億元,其中上繳中央財政3500億元,市屬預算內財政收入2000億元。2015年上半年財政收入增長27.9%。二十余年成長起一大批高科技創新型本土企業。如華為、中興、華大基因、騰訊、大疆無人機、光啟新材料、超多維公司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公司。有如此的經濟質量和經濟結構,是因為深圳市早在1995年就開始調整經濟結構,開始逐步淘汰“三來一補”、“加工貿易”企業,大力發展IT、生物醫藥、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大力發展現代金融業。采取了一系列的財稅、融資、人才培養、保護知識產權等政策措施以及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科技創新體系。時隔二十余年,才有了深圳今天的較高質量、較高效率的經濟結構。
三、適應新常態,加快企業的創新轉型發展
首先,企業家要“謀勢”。企業自身的發展戰略是“小勢”,國家的發展戰略是“大勢”。要努力讓企業自身發展的“小勢”融入國家發展戰略的“大勢”。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國制造2025規劃、互聯網+行動、一帶一路戰略等等,蘊育著企業創新轉型發展的無限機遇。
電的發明和廣泛應用,引發了人類社會第二次工業革命,大大加快了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改變了人民的生活方式。互聯網+是把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做為工具,嫁接或連接到商貿業、金融業、傳統制造業、農業、交通業、政府辦公、文化教育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將大大改變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廣大中小微企業自覺融入到互聯網+行動,將會改變自己的生產業態,大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質量、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制造業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2015年5月中國政府發布了《中國制造2025》行動綱領,提出了建設制造業強國的三步走戰略。《中國制造2025》是這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新一代信息通訊技術不斷涌現,推動了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特別是新一代信息通訊技術與各產業領域的技術融合創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推動生產方式和生產模式的變革。小批量定制、產品的個性化、市場的碎片化,將改變中小企業做為大企業的附庸地位,擺脫了對大企業的依賴。分散制造、3D打印等新技術,使得制造業的產業生態發生很大改變。
第二,企業必須以創新求生存,謀發展。面對國際、國內總需求收縮的局面,企業尤其要不斷創新求變。一個企業,如果五年、十年產品不變,技術不變,管理不變,營銷模式不變,只有死路一條。企業必須實現產品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企業制度創新、市場創新、營銷模式創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才能求生存,謀發展。
第三,企業家必須不斷學習。不是有錢就稱為企業家,企業家應該不斷學習,有知識,懂技術,會管理,要有責任感,有道德底線。尤其要努力學習金融知識,逐步掌握產業與金融相結合、技術與資本相結合的本領。這樣,企業就會順利發展。人才短缺會越來越成為企業健康發展的約束條件。經營管理人才、專業技術人才和技能人才將是諸多生產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招聘人才,留住人才,加強企業員工的全員培訓,大力培養精細管理和匠人精神,對于企業來說是越來越重要的戰略性工作。廣大中小微企業尤其要走專業化、精品化、特色化、新穎化之路,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管理水平,打造并不斷提升核心競爭力。
各位領導、嘉賓、企業家:面對國際和國內錯綜復雜的經濟環境,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但是機遇仍然大于挑戰。全面深化改革正在向前推進,政府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改革力度不斷加大。企業做為經濟主體地位的認識不斷提高,過剩產能逐步化解,擴大總需求的思路和政策措施逐步深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局面蓬勃發展。前進中還存在以下幾條有利因素。一是“一帶一路”大國戰略的實施和跨境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外經貿合作將逐步擴大。二是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加快。2014年12月,人民幣支付占全球結算總額的2.17%。隨著跨境自由貿易區不斷擴大,亞投行、金磚國家銀行、絲路基金等的運營,人民幣占世界結算總額的比例將大幅提升。三是石油價格下降,有利于我國GDP增長。IMF估測,由于油價下降可使中國2015年GDP升高0.4%—0.7%;2016年GDP升高0.5%—0.9%。四是互聯網技術的紅利加大。麥肯錫2014年7月報告,到2025年中國互聯網革命可創造就業4600萬個,網上交易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率將達到22%。
總之,挑戰和機遇并存。要把行動統一到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決策部署上來,堅定信心,迎難而上,銳意進取,真抓實干。面對國際、國內總需求收縮的局面,中國經濟實現穩增長、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逐步升級,宏觀調控的思路有必要適當調整,政策措施必須更加精準,發力更加集中,效果才能更加顯著。中國的經濟結構一定能夠逐步改善,經濟質量和經濟效率一定能夠穩步提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