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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成果25日發布。該系列報告認為，“一帶一路”的目標是打造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在戰略推進過程中，中國應細化對“一帶一路”對象國的設計工作，確立“一國一模式”。總體來說，要以“一帶一路”為契機，構建橫貫東西、連接南北的歐亞海陸立體大通道，打通歐亞交通網、泛亞鐵路網東南亞走廊和泛亞能源網。其中，加強中國和東盟之間的聯系尤為重要，近期包括打造升級版中國-東盟自貿區和努力達成區域全面經濟協議（RCEP）等。
定 位 新型區域經濟合作機制
對于“一帶一路”戰略，有必要首先明確它的定位和內涵。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提出，“一帶一路”是以運輸通道為紐帶、以互聯互通為基礎、以多元化合作機制為特征、以打造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新型區域經濟合作機制。
他說，有別于絕大多數現有區域貿易協定，“一帶一路”所倡導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本身并不對成員國有強制約束力的目標。它所體現的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理念與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發展方向。在操作層面，實現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需要落實到“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很顯然，根據“五通”的內容來判斷，“一帶一路”與現有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制度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一體化與政治經濟一體化）有相同之處，卻無法歸入其中的任何一種。這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亞洲特色的新型區域經濟合作安排。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區域合作研究室主任王玉主認為，合作才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關鍵詞。必須清楚地認識，應積極推動亞洲一體化，在合作進程中建設共同繁榮的亞洲。
王玉主對《經濟參考報(微博)》記者表示，雖然這一戰略是基于中國的單邊倡議，卻不是自利的，它包括三個層次的需求：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需要；推進亞洲區域合作的需要；以及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需要。“一帶一路”追求的目標是提升亞洲內部的一體化水平，實現亞洲經濟的均衡增長，是從合作出發的，是基于亞洲經濟發展考慮的戰略。當然，如果“一帶一路”戰略能夠成功地改變亞洲內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局面、塑造一個一體化的亞洲，同樣將對亞太地區國際秩序產生重大影響。
互 聯 構建歐亞海陸立體大通道
談到具體推進戰略，王玉主認為，“一帶一路”戰略目標的實現依靠亞洲一體化建設，而要實現亞洲一體化，則必須在“一帶一路”建設進程中構建起一種適合亞洲實際的一體化模式。從互聯互通出發構建新的一體化模式應該是亞洲一體化的一條出路。互聯互通一體化模式的構建應該從協商制定互聯互通規劃開始，即分別組織“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協商制定《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互聯互通總體規劃》和《絲綢之路經濟帶互聯互通總體規劃》，從物理聯通、制度聯通和人與人的聯通三個方面制定合作目標和項目，確定不同國家的優先合作領域。任何雙邊、小多邊甚至單邊的項目，都將作為“一帶一路”項目，作為區域一體化項目，其資金來源可以是國家自籌、使用“絲路基金”、向亞洲基礎設施銀行貸款，也可以考慮從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以及國際私人投資機構融資。
王玉主認為，中國可以沿著東盟一體化模式推動中國東盟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推動中巴經濟走廊建設。而在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建設中，可以考慮先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入手，然后跟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建設等。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新型經濟體研究室王金波博士提出，中國要以“一帶一路”為契機，構建橫貫東西、連接南北的歐亞海陸立體大通道。他說，正如東盟成員國將“東盟經濟共同體”設定為經濟一體化的終極目標，并將互聯互通和貿易便利化作為《東盟經濟共同體藍圖》的重要支柱一樣，“一帶一路”的最終目標也是要與沿線國家一起打造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而互聯互通和貿易投資便利化同樣也是中國構建“一帶一路”的最基本要求。鑒于中國與東盟地緣上的相近、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和對基礎設施投資的強大需求，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有必要以構建“一帶一路”為契機，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平臺，在現有東盟互聯互通、APEC互聯互通、泛亞鐵路網、泛亞能源網、大湄公河次區域互聯互通、孟中印緬走廊、中巴經濟走廊的基礎上，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一起打通歐亞交通網、泛亞鐵路網東南亞走廊和泛亞能源網，構建橫貫東西、連接南北的歐亞海陸立體大通道。
“建議以東盟互聯互通促亞太互聯互通，以亞太互聯互通補東盟互聯互通，以海陸絲綢之路‘五通’連接亞太、歐亞與東盟互聯互通，做到三個互聯互通合作進程相互促進、協同增效。”王金波說。
重 點 升級中國-東盟自貿區
之所以在“一帶一路”戰略推進中重點提到東盟，是因為“一帶一路”戰略，尤其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目標的達成離不開東盟。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國際經濟關系研究室主任趙江林提出，務實推進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海上絲綢之路和“命運共同體”建設。
她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至少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東盟發揮功能性中心或地區合作平臺作用的外部條件依然存在。鑒于東盟特殊的地緣政治稟賦，在未來的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中，東盟參與合作的意愿同樣非常重要。中國有必要在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基礎上，繼續深化和擴大與東盟國家的務實合作。短期內可以以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為契機，以RCEP談判為支點，以互聯互通為抓手，以“2+7”為合作框架，務實推進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海上絲綢之路和“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未來一段時間，隨著“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建和中國與東盟合作的深化，與東盟的共同體建設將從地區戰略目標轉化為實現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戰略手段之一。
趙江林認為，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應構建精神紐帶、經貿合作與人文交流三大支柱，并以沿線東南亞、南亞、西亞、非洲、歐盟、南太平洋島國、拉美七大區域構建七大戰略支點，形成七大推進路徑。這里面的第一個戰略支點，恰恰就是中國-東盟自貿區。她表示，中國-東盟自貿區是中國最早建立的區域合作平臺。近期建設重點是在擴大從東盟進口解決貿易逆差的同時，推進“2+7”合作進程，全面提升中國-東盟自貿區質量和標準，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充分發揮地緣優勢，在農業、漁業、能源、金融等基礎產業領域加強對話和合作，建立和健全地區供應鏈、產業鏈與價值鏈，提升東盟與中國產業在全球的競爭能力。
趙江林還提醒說，中國推進“一帶一路”戰略，首先還是要細化對“一帶一路”對象國的設計工作，進一步明確每一個周邊國家的利益訴求，確立“一國一模式”，以盡可能少的投入獲得盡可能大的成效。中國在中亞、南亞地區所做的制度性安排還不夠，從簽署的雙邊條約來看即是如此。